他从何时开始发疯
刷时我特地关注了一些之前忽略的细节，终于一定程度上“捋清”了思路，逐一推翻了一刷后混乱不成熟的“灵感”。（后文含有大量剧透和个人解读，未观影且易受暗示的观众不建议阅读。）公映首日，...，接下来具体说说
“眼睁睁看着人生的意义化为乌有，我们生存的理由消失了，这才是无法容忍的。”
——阿尔贝·加缪《卡里古拉》
《河边的错误》引用了加缪的一句话当片头语，我也想用同样出处的话作为注解。二刷时我特地关注了一些之前忽略的细节，终于一定程度上“捋清”了思路，逐一推翻了一刷后混乱不成熟的“灵感”。
（后文含有大量剧透和个人解读，未观影且易受暗示的观众不建议阅读。）
公映首日，观众集中讨论的两个连锁问题是——
1、主角马哲究竟有没有疯？如果他疯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疯的？是自始至终，还是在某一个瞬间之后？那个可能的瞬间又在哪里？
2、影片究竟在讲什么？如果这是一个关于破案的故事，那故事的真凶是谁？如果凶手是疯子，那被害人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
对这两串问题，我摘出了三个角度来解读。
一、哲学角度
片头引用了存在主义哲学家、作家加缪的话，这是整部电影给我指的唯一一条明路。
引用百科内容介绍和记录一下存在主义哲学：
存在主义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原有存在的基础上自我塑造……
存在主义产生于靠前次世界大战之后……个体的人没有了归宿感，认为自己是这个人类社会中的“外人”，自己将自己异化。在个体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来化解自己的异化感觉时，存在主义就应运而生了……
按照存在主义者的看法，如果人是不能下定义的，那是因为在最初他什么也不是，只是到后来他才是某种样子的人，而且是他本人把自己造成了他所要造成的那样的人……人不仅是他想把自己造成那样的人，而且也是当他冲入存在以后，决心把自己造成那样的人。人，除了他把自己所造成的那个样子以外，什么也不是……
简单概括：存在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认为“人”是什么样子是自己选择和创造的。
而本片的主角马哲，他的姓名却始终直白地向所有人宣示他的属性——一个唯物主义者，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仰者。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人的本质是在后天社会活动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 即他同时满足的条件为——是他父母的儿子、是他妻子的丈夫、是他孩子的父亲、是他领导的下属、是他下属的领导，这时他才是他自己。
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
影片中，最初的马哲拥有社会身份——刑JC大队的领导、一个准父亲、一个三等功获得者。
然后他逐渐失去了这些社会身份——他的三等功因为证书遗失、同事忘记而无法证明（我认为这功勋是真实有过的）；他向局长辞职，并将工作交给了徒弟；他终于劝服妻子打掉了可能智力异常的孩子（我认为孩子被打掉了）。
当他走到最后这一步的时候，他终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上失去了他自己，从马哲的意义上杀掉了他自己，他彻底疯了。
而他开始逐渐疯狂的时候又是何时呢？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唯物主义者，开始不够相信眼见的证据，而追问“命运”、相信巧合不可能存在、相信必然有某种“安排”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了。
影片中有好几个“巧合”的替代词，比如徒弟口中的“歪打正着”，比如徒弟和他都说过的“寸”。
他批评徒弟“什么TM叫歪打正着啊”，他和局长争辩“怎么就那么寸啊”，这些时刻，他就开始逐渐成为存在主义的信徒，就不再是马哲了。
当他和局长争辩时，局长写了一个“止”，如果真的有命运，那或许就是它最后一次给出的暗示。
二、象征角度
（一）服装
俗话说，人靠衣服马靠鞍；俗话还说，兄弟如衣服对象如手足（buzhi）；部分地区还有一些习俗，会给某些亡故之人立衣冠冢。总之，我国似乎有非常多的“俗”是用衣服来替代或象征人的。这部作品似乎也是如此。
1、皮衣
在八十、九十年代生活过的人或许会有印象，那会儿的JC常常不穿制服而穿皮衣，夹着一个包，看似不带职业身份、平易近人，其实那派头随时都在告诉你“老子是大盖帽”，刑JC尤其如此。片花靠前次曝光的时候我就感慨，马哲看着真TM像我四舅，太真实了（对我四舅就是个退休马哲）——马哲一开始就是这幅样子，一身皮衣、夹着包、叼着烟。
他靠前次脱下那件皮衣，是在他蹲在疯子身边，尝试接近、观察甚至理解疯子的时候。他把皮衣脱下来放在水上，学着疯子的样子要往上面放石头。从一些日常行为学的角度来看，与目标对象做相同或相似的举动，会让对方降低防备、产生好感。他果然成功获得了疯子的接纳，疯子主动在他的衣服上摆上了石头。
我认为这象征着他主动将自己同化成一个疯子，毕竟正常人想要理解疯子的逻辑，就只能将自己变成疯子。后续他不断追问疯子杀特定人物的原因，就是在试图理解疯子的思维，就是不断把自己变成疯子的一个过程。
2、棉衣
许亮死后，马哲辞职不成功，但选择让徒弟代替自己主抓案件。这时他的衣服变成了一件浅色的棉衣，这件棉衣不再具有十足的派头，让他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群众。同时，他毛衣里面叠穿蓝色秋衣并露着领子——这和许亮生前的搭配几乎完全一样；不顾家、不修边幅的他不仅买菜、做饭，接妻子下班时甚至还刻意理了理刘海露出一个微笑——这和许亮的行为也十分相似。
穿什么衣服是自己决定的，衣着的改变不仅象征着一层身份的剥脱，也象征着他选择了自己要成为什么人——许亮那样的人——乍一看挺正常，却经不起一点探究；稍微探究一点，你就要发现他病得不清。
3、制服
片中的JC几乎都穿着制服，至少几次较为正式的开会场合都穿着制服。只有马哲穿着皮衣，显得既合理又突兀。合理在这就是我记忆中九十年代该有的风格，突兀在他真的看起来很不合群。
他唯二穿制服是在拍照和受表彰的时候。
但仔细看受表彰那一段场景——听表彰词，他目光充满了不真实感，不像在听自己的事迹；上台领奖，他像是确认了许久才将奖章正面转向台下，然后终于接受般露出了笑容敬礼——他没有丝毫受到肯定、褒奖时的喜悦，只有接受某种宿命般的认命。
他立了三等功，但不是他之前的那一个；他穿上了外套，但不是他一开始的那一件；他找回了JC的身份，但好像和最开始那个目光笃定、自信满满的刑JC大队长也不同了——他还是自己吗？他成为了另一个“马哲”，一个背叛马哲的“马哲”。
（不要说这个场合所有人都穿制服，他后面笑容灿烂的傻徒弟分明就还是一身皮衣。
）
（二）道具
1、乒乓球
从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始，受到“小球推动大球”的影响，乒乓球就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另外，乒乓球运动占地面积小，不像足球、篮球、排球一样需要较多参与者和较大场地，易于普及。总之，九十年代乒乓球的意义完全不只是乒乓球，而是一种社交形式，机关单位内尤其如此，经常举办乒乓球比赛。这也是2022年春晚“郝建”在办公室打乒乓球的由来。
影片中，一群穿制服的JC总是在打乒乓球，喊着“爱乒才会赢”，马哲并不参与。故事开始时（没案发时）他还鼓掌叫好，后来就只是愣愣地坐在一旁。仅有的一次，他在局长的示意下拿起球拍，先是看了下表，然后就两拍子把局长的球给扣死了。我自认是个直来直去、不会社交的人，但他的“直爽”仍然令观影的我瞠目结舌。
除了打球时，乒乓球还出现了两次。
靠前次，是他纠结疯子杀王宏的动机、迟迟不交结案报告时，大家拍照后，乒乓球被意外碰倒散落一地；第二次，是混乱的梦境中，乒乓球被用作抽奖道具，局长抽出个三等功给他，然后乒乓球从幕后轰然坍塌般涌出来。
这两次乒乓球都是混乱、无序、让人猝不及防的代名词。
马哲在看到这些散乱的球时，露出的表情近乎惊恐——他无法接受事情没有任何原因，就是那么突兀、巧合地出现这种情况，这让他不断追问原因的行为变得毫无意义；他想要的功勋也无法被任何有意义的努力得到，只能等着像中奖一般降临。
“眼睁睁看着人生的意义化为乌有，我们生存的理由消失了，这才是无法容忍的。
（——加缪）”
2、摄像机
从现代刑侦和司法来看，影像证据的参考优先级很高。只要没有人为痕迹，它记录的内容比人的记忆更可靠，也更客观。马哲弄丢了他的三等功证明，他的前同事也不记得他立功的事。他自己的记忆是唯一刻录了这个历史的存在，像是被废弃了、没人愿意在意的摄像机，是他认定自己身份的“旧船锚”。
摄像机被烧毁，哪怕他用尽全力去挣扎、抢救，但胶片依然会损坏。他唯物主义的理智和信仰、他笃定的记忆、他脑海中自己的存在，也被那些案件当事人、被一个又一个无序的死亡慢慢击溃。
3、打火机
马哲的打火机总是不能一次就打着。
这是我一刷就很在意的细节，因为我始终相信——现实生活中可以充满巧合和偶然，但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不存在。作品就是人为的，就算读者、观众并不理解，细节也一定藏着创作者的某些秘密，哪怕只是他微不足道的喜好。
火对于人类是很特殊的东西。它常常与智慧、理性等联系在一起。它是珍贵的，也是危险的。人的智慧和理性也是这样，它们珍贵，因为有了它们才有了人类今日的文明；它们也是危险的，因为发展的智慧和极度的理性可能将人推向功利主义和冷漠的深渊。
摇曳打不着的火苗更是脆弱的，就像人的理性也是脆弱的。在混乱无序的“命运”洪流中，人的理性就像一朵若隐若现的火，时时打不着，打着了也随时会被熄灭。人的大脑和建筑其上的文明、地球太阳与银河系、宇宙的千万颗星辰，都只是某一次偶然后物质世界发展的一种可能，在无数轨迹中微不足道。
（三）声音
1、《月光》
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月光》很美很温柔，这从未改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觉得这种美和温柔十分梦幻，不会在现实中存在。
全片《月光》奏鸣曲出现了三次——靠前次从波光粼粼的河面转到马哲家里的录音机和睡着的妻子，第二次伴随马哲整个光怪陆离的梦境，第三次见证了马哲领奖和与妻子一起给孩子洗澡，每一次画面都经历了冷、暖色调的转变。其中冷色调的画面，都是现实的或与现实紧密相关的、混乱又残酷的；而暖色调的，则是平静、温馨、所想皆如愿的。
冷暖色的交错是现实与幻想的交织，《月光》是残酷现实上遮掩的温柔幻象。
2、《花心》
并不能十分确定，马哲和妻子一起吃饭的场景中，这首歌的歌词好像被改动了。但影片信息量太大，我着实不记得改动的歌词是什么，只隐约记得有“离开”一词。结合这一情节中，怀孕的妻子和马哲一起“喝酒”，在马哲唱歌时趴在桌上哭的细节，我认为那个有10%几率异常的孩子已经被打掉了。
马哲对这个孩子的存在曾经也是期待的，但在知道孩子可能会有异常后，他和妻子的对话中透露出的情绪几乎是恐惧绝望的。那是在他知道疯子逃离**院、杀掉男孩之后。无法治愈的智力障碍，几乎等于给这个未出世的孩子判了死刑，一旦这个孩子踩中10%的几率，他就是下一个疯子。
妻子白洁控诉马哲“没有感情”，但其实马哲的感情太充沛了。他在云南时会在酒吧逢人就讲契诃夫，那是他批判现实的一腔热血；他追求妻子时，会给妻子唱歌，那是他独属于他妻子的浪漫；甚至担忧未来孩子时，他不是站在JC的角度担忧他危害社会，而是仿佛共情了这个未来的疯子，担忧他如何生活，那是他留给孩子的温柔。这些也符合《花心》所要传达的核心，马哲是有感情、柔软的，甚至对许多人都会共情的。
所以当他看到那个本该被自己冲进下水道的母婴拼图完整地出现在墙上时，无论是他陷入了幻觉，还是现实中他妻子重新买了一幅拼好，他感受到的都是妻子对孩子的期待、是妻子打掉孩子的痛苦。所以他陷入了再也无法逃离的噩梦。 “我无法选择，因为除了我所忍受的痛苦之外，我还因他的痛苦而痛苦。（——加缪《卡里古拉》）”
3、磁带
钱玲的磁带几次被播放，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在我看来起到了旁白的作用。
靠前次是在马哲、小谢和小谢对象吃饭时，紧接着在整个刑JC队，统一算在众人面前，内容主要含有——
①宏，你来了。无论你是什么时候来，我永远在B面的靠前首歌等你。
②我今天吃了22个饺子，好撑啊，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
③我又和我妈吵架了，我不想再这样了。
第二次是马哲独自开车经过小巷，差点撞到疯子时，场景中只包含马哲自己，或马哲和疯子两个人，内容增加了——
④谁都看不到月亮的背面，我和你好像就躲在那里，只有我们两个。
然后在疯子经过、马哲刹车追下去的瞬间，重复了①。
仿佛在告诉大家，马哲和疯子共同所在的地方，就是月亮的暗面，不被众人所见，仅有他们两个。而无论马哲什么时候去探究，疯子就在那里等着他，等着他主动踏入B面，也就是磁带的背面、月亮的阴暗面去找他。
第三次，是马哲的梦境中，磁带在播放，死去的王宏却在口述，除了他分手信上原本就有的内容，还增加了一句——
⑤我们两个人，就是最小的乌托邦。
乌托邦——本意是“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延伸为“空想的国家”。在马克|-|-思结合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之前，社-|-|会主-|-|义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也叫乌托-|-|邦主-|-|义。
所以王宏的爱情也好，马哲的成功也罢，美好的一切都是空想。
（四）场景
1、拆毁一半的楼房
马哲站在拆毁一半的楼房下，穿着制服的小JC却站在楼上俯视着他。他的位置是濒临危险的，是被“制度”所俯视的。
2、舞台上的办公室
胶片带来的朦胧、不真实的质感，逆转了电影技术进步后越来越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让观众清晰地知道自己在看一个故事。但舞台上的刑JC队办公室，却没能让马哲明白他只是在看一个“故事”。
观众看的故事是荒诞的，马哲看的故事其实也是荒诞的。
——咱们走吧。 （《河》 ——结案。 ）
——咱们不能。 （《河》 ——我还有事情没想明白。 ）
——为什么不能？ （《河》 ——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
——咱们在等待戈多。 （《河》 ——为什么死的是王宏？ ）
（前台词引自《等待戈多》——塞缪尔·贝克特）
戈多是谁呢？不知道。
疯子为什么杀王宏呢？不知道。
等待戈多和追求疯子杀人的理由，都是荒诞。
3、观众席上的马哲
马哲几次坐在观众席上时，镜头都以马哲的视角给到了舞台上，那时马哲的位置和影院的观众席位置重叠了，马哲就坐在观众席上，坐在影片的观众“中间”。
他先是做一个主抓、指挥的角色，看着其他人鉴定、问询，像个看客。疯子逃跑后，他也被拎到了台上和大家站在一起，成为一个舞台上的演员。他从一个旁观的理智的人，变成了一个参与的疯狂的人。
坐在观众席的“马哲”们，我们又是从何时开始从一个故事的观看者变成一个参与者，开始像片中的马哲一样，探寻究竟谁是凶手、又为什么杀那些人的呢？
4、默默流淌的河，嘎嘎叫嚷的鹅
影片中有两个非人但却有存在感的东西，河和鹅。
作为案发地点，河水见证了所有真相，但它始终不发一言，甚至毫不关心。就像时间和命运的河，不关心其中的人类是如何挣扎的。
每次出现位置都和观众位置半重叠的鹅，却总是嘎嘎叫嚷着，像是急切地要说些什么。虽然它只看过一些零碎的片段，还未必能理解它们。
我也是一只鹅。
三、社会角度
按照前面所述，如果我不是马哲，或者不想成为马哲，我就不该探求真相和逻辑，这不明智，也不唯物。但我探求的毕竟不是命运这种奇诡的存在，我探求的只是一个故事最接近创作者思路的某种可能。而且我是一只鹅，我还是想嘎嘎乱叫。
我想，影片既隐喻了命运的无序，也隐喻了一个“正常”的社会是如何对待那些它眼中的“疯子”的。一个特立独行的“疯子”、异常者，想要在“正常”的社会里证明自己存在有两种选择——
1、规训自己，让自己变得正常、融入“正常”的社会。这会让自己和最后虚假的马哲一样，在一个虚妄的世界中存在，代价是丢掉自己，让原本自身的“存在”消失。
2、杀掉自己，让死亡成为存在最绝对、最极端的方式，去“证道”。就像片中每一个死者都在马哲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选择这种方式，必然会在自己的社会关系中留下深刻的存在痕迹。代价自然是丢掉自己，让自身物质的“存在”消失。
结语：
回到最初那些问题，我现在有了我的答案——
1、主角马哲究竟有没有疯？如果他疯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疯的？是自始至终，还是在某一个瞬间之后？那个可能的瞬间又在哪里？
答：马哲可能疯了，也可能死了，如果他死了，死前也是癫狂的。从他开始怀疑有“命运”时起，到乒乓球靠前次滚落一地，再到他看到完整的母子拼图——开始、加重、彻底崩溃。
2、影片究竟在讲什么？如果这是一个关于破案的故事，那故事的真凶是谁？如果凶手是疯子，那被害人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
答：在讲命运——在讲命运这种奇诡混乱的玩意儿，你越是试图窥探它、理解它、抓住它，就越会被它束缚、操控、愚弄。在讲社会——讲社会这种看似正常的疯子，你越是试图贴近它、融入它，就越会丧失自我、变成与它不同的疯子，然后被它抛弃。
故事当然是在破案，但故事没有真凶。疯子杀了人，但他是混乱的、混沌的，他没有真的“杀人”，马哲没有杀人、“社会”“时代”也没有杀人，但“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他们也杀了人。每个人都不是凶手，每个人也都是凶手。被害人唯一的关联，就是他们都是被命运随机到的倒霉蛋。
最后的最后，思考这么久，我总该从这部影片中受到些什么启发、学到些什么——
现实是残酷的，没人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不必探求太多与自己无关的所谓事实，放过别人、有放过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好好生活，好好工作，但也没必要工作得太拼，适当学一学小徒弟，寻找证物的同时也摸一条肥硕的鱼。人活在物质的世界上，就是较好的一种存在主义。至于生命的意义——一辈子很长，总能参透的。
“我还活着。”
——阿尔贝·加缪《卡里古拉》
2023年10月23日星期一
以上就是他从何时开始发疯的详细内容，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更多请关注倾诉星球其它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