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
《关雎》为“风之始”“四始之首”“诗三百之首”，歌颂了“后妃之德”，传达了“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关雎》英译本众多，研究角度各不同，以不同经典翻译理论为标准评价，结论也不同。本文...，接下来具体说说这一时期的教育核心是儒家思想的集体观念
关键词：译释论 能指 所指 《关雎》
一、引言
译释论是韦努蒂为经典翻译提出的专门理论，该理论运用普通语言学的“能指”与“所指”、语义学的“元语言”及语文学的“训释语”构成完整的理论框架，并阐述经典翻译中外语文本、译文本、价值论、读者、译者的关系。
表1：韦努蒂译释论框架图
译释论是语言学性质的翻译理论，该理论将“能指”与“所指”的概念范围由单词层面扩大为语篇层面，靠前层面的能指与所指合并为一个整体并构成第二层面的所指，其能指转变为译入语，第三层面的能指为第二层面合并的能指与所指，此时所指为外语文本与译本所有的价值论，译释论通过价值论廓清了一般翻译与经典翻译间的界限。
《关雎》为“风之始”“四始之首”“诗三百之首”，歌颂了“后妃之德”，传达了“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
《关雎》英译本众多，研究角度各不同，以不同经典翻译理论为标准评价，结论也不同。
本文选取《关雎》许渊冲和汪榕培的译本、理雅各1871年和韦利1996年译本，并从译释论三个翻译层面的能指与所指对其进行评价。
二、外语文本中的能指与所指
（一）从历代注解看《关雎》
《关雎》承载了孔子“后妃之德”及“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而非单一爱情诗，其外语文本能指的所指难以确定，各译注本的注解成为研究其所指的主要参照。
字词为外语文本的能指，各注解为各能指的所指。
关关，《毛传》：“关关，和声也”，《鲁诗》：“关关，音声和也”，《玉篇》：“和鸣也”，《诗集传》：“雌雄相应之和声也”，“关关”所指为“雎鸠关关和声”。
雎鸠，《毛传》：“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集疏》引《禽经》：“雎，雎鸠，鱼鹰”，《朱子语类》：“王雎，……差小而长，常是雌雄二不相失。
……所谓挚而有别也”，《薛君韩诗章句》：“雎鸠贞洁慎匹”，雎鸠虽为猛禽鱼鹰，但因鸟挚而象征贞洁。
窈窕，《毛传》“窈窕，幽闲也”，《郑笺》《集传》从《毛传》作“幽闲”解，《正义》：“窈窕，幽深闲静”，《说文解字》：“窈，深远也”“窕，深肆极也”。
淑，《毛传》：“淑，善”；《说文解字》：“淑，清湛也”；《集传》：“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窈窕”与“淑女”并用表“幽闲贞专之善女”之义。
“君子”为贵族，商代称王室贵族‘子’或‘君’，“到了西周，……合称为‘君子’”，“‘君’是下属对长上通用的尊称，‘子’则是君主对王族的称谓’，……君子如为天子，其妻淑女，应称为后；如为诸侯，其妻淑女，应称为妃，《诗序》统称为后妃”。
（刘操南，1995）
荇菜，《集传》：“荇菜，接余也，根生水底，茎如钗股，上青下白，叶紫赤，圆径寸余，浮在水面”，《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荇，一名接余，白茎，叶紫赤，色正，圆径寸余，浮在水上，招在水底，与水深浅等大，如钗股，上青下白”，可明荇菜之性状。
流，《毛诗正义》：“流，求也”；《郑笺》：“左右助之”；《诗集传》：“流，顺水之流而取也”；《毛诗传笺通释》：“流，求一声相转……求义同取……四章‘采之’五章‘芼之’义与‘流’同”；《尔雅》：“流，择也”；《释言》：“流，求也”，可见“流”同“采”。
“寤寐思服”表君子思淑女，《毛诗故训传》：“寤，觉。
寐，寝。
服，思之也”；《诗集传》：“或寤或寐，言无时也。
服，犹怀也”；《毛诗传笺通释》：“寤寐，犹梦寐也。
思，乃句中语助。
服，有思义，亦训忧”；《诗经注》：“服（古读如‘愎’），思念”。
“悠哉”表思绪悠长，《毛诗故训传》：“悠，思也。
”；《诗集传》：“悠，长也”；《集疏》：“优哉游哉，犹悠悠也”。
明确外语文本能指的所指是进行经典翻译活动的首要步骤，元语言与价值论的翻译应建立在此基础上。
（二）从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看《关雎》
《毛诗》序曰：“《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指明《关雎》“后妃之德”的主题，旨在正夫妇、邦国。《文渊阁四库全书》：“武王周公为子，……太姒为妃，……一家之德，……此《关雎》之教化起于闺门”，指明了其与“一家之德”的联系。
《关雎》为《诗经》首篇，其主旨的代表性观点除“后妃之德”外主要有：爱情诗，五四运动后的学者居多，《毛诗稽古编》《诗经选》《诗经译注》都认为《关雎》描写男女恋爱之情，李小刚、况晓慢（2007）和陈飞（2008）也持此观点；“婚歌”，《诗经通论》认为“此诗只是诗人美世子娶妻的新婚之作”，《诗经原始》视《关雎》为周邑民间夫妇新婚之歌；而《诗经直解》视其为“才子佳人风怀作品之全舆”。
《关雎》深刻的儒家思想及文化意蕴决定了其重要地位，有的学者从*治、礼乐、儒家思想等方面考据《关雎》主旨义：刘操南（1995）认为《关雎》歌咏“统治者婚姻之道”；王晖（2005）提出《关雎》主旨在于“改”，反映孔子希望“正夫妇”之礼，国民“克己复礼”；于淑华（2006）重点考察《关雎》之改，认为《关雎》传达婚姻之礼，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内涵；唐旭东（2008）指出《关雎》表现了室家之道，是儒家大学之道“修齐治平”的流觞。
对于经典翻译，陈建中（1999）指出“解释者必须越过时间距离所造成的偏见或误解，还作品的文本以历史的真实”。
《关雎》翻译最初应明确外语文本的能指与所指，如“君子”“淑女”“钟鼓”“琴瑟”等，并抛弃时间距离探究其由古至今所持的经典价值，翻译时尽量保持外语文本价值并转换文字符号。
因而，《关雎》以“后妃之德”为主题，提倡礼乐制度下的爱情与婚姻，并以君子与淑女为爱情典范，旨在“修齐治平”，是视《诗经》为儒家经典英译时应持的基本观点。
三、作为元语言翻译的能指与所指
译文本的能指为外语文本的能指与所指，译文本的英语语言符号为能指。译者应在深入研究靠前层面的能指所指的基础上尽可能将靠前层面的能指与所指融于第二层面的能指——英语语言符号。本文从字词、语句、语篇评价《关雎》四译本能指的选用。
“关关”为雎鸠和鸣，许渊冲和汪榕培以咕咕叫声“coo”表雎鸠鸣声，以暗指恋人双方轻柔低语；理雅各以“”音译“关关”以传达雎鸠和声，但较难表达“和声”；韦利则选用“Fair，fair”，“fair”可表“ ”，体现了淑女的内外品质。
“雎鸠”的所指鱼鹰，是古时爱情的象征，许译为“a pair of ”，译文本所指“斑鸠”改变了外语文本的所指；汪译“”将所指范围扩大为水鸟，且外语文本中的雎鸠应为双数；理译和韦译分别使用“”和“”表鱼鹰，与外语文本所指较贴切。
“河”指“黄河”，许译和汪译的“by ”和“brook”与外语文本所指不符；理译和韦译“river”的所指与外语文本相符。
“窈窕淑女”，“淑女”为贵族女子，以配君子，如果仅译为“fair”或“lass”较欠妥，与“窈窕”搭配更能表现出女子内外兼修，很好地诠释了“后妃”品质，故《毛诗》直指太姒；理译“modest，retiring，virtuous”，表淑女“端庄、腼腆、贞洁”，体现了“幽闲贞专之善女”；韦译“lovely”和“noble lady”诠释了“淑女”的身份与品行。
“君子”所指为贵族男子，《毛诗》以周文王为“君子”，许译和汪译“a young man”和“a lad”不含身份地位象征，理译和韦译的“our prince”和“our lord”不失为佳选。
“左右流之”，汪译未译“左右”，“流之”所指分歧在是否顺水，许译“water flows”视“流之”为水流，更改所指；汪译与韦译以“pick”和“seek”表“采摘”，较为可取；理译“borne about by the ”强调顺水。
“寤寐求之”，汪译未译“寤寐”，许译和汪译以“yearn for”和“be sick”表君子思淑女，而“yearn”和“sick”倾向思念，淡化了“求”，韦译和理译用“”，较为妥帖。
“求之不得”是君子求而不得、日思夜想的铺垫，许译和汪译都未体现。
许译和汪译将“寤寐思服”译为“he fall ”和“would truly yearn”，简化或忽视了“寤寐”，而理译和韦译在表达“寤寐”基础上以“ about”及“”传“思服”之情，但“”有“悲伤”义，渗入了译者主观成分。
“悠哉悠哉”表君子感觉时间漫长，理译和韦译用“long long”体现“悠哉”，汪译“hard to pass”简化了君子思服状态，许译为“so deep in love，so deep”，虽体现了君子心态，与外语文本所指不符，韦译的“”也有待商榷。
“左右采之”中的“采”，汪译“”侧重“挑选”，其它译本的“”更为贴切。
“琴瑟”古时常象征夫妻，汪译省译，许译为“lute”，理译和韦译详尽描述了“琴瑟”；《集传》：“友，亲爱之意”，为动词，许译省略不译“友之”，汪译“”不含“亲爱之意”，理译和韦译“give her ”和“”较为准确。
芼，《诗义解结》：“古文作芼……今作摸”，文中与“流”“采”并列，故作“摸”解更合理。
许译和理译“”和“ and ”表“烹调”，与“摸”的所指相悖；汪译“gain”表“获得”，不及韦译“”。
“钟鼓乐之”，汪译未提及“钟鼓”，且以“”表“乐之”，君子以礼乐文化愉悦淑女未体现。
句式上，《关雎》共五章二十句，二、四、五章为叠句，四译本处理叠句方式不同。
许渊冲译本十四句为倒置翻译，“窈窕淑女”被译为“a/the good fair”“the é so ”“the bride so sweet and ”，外语文本一致则元语言层面能指也应一致，而许译所指随能指而变，且“ée”“bride”转换了“淑女”身份。
汪译仅“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倒置翻译，而理译和韦译均按外语文本语句顺序，未在第二层面上用倒置句式。
篇章上，《关雎》每句四字，采用尾韵。
《关雎》四译本的句子音节数及韵尾各不同，汪译和许译为诗歌文体，每句大约6个音节，韦译音节数整齐度其次，理译为散文体，音节数最不一致。
汪译、许译及韦译比理译更符合《关雎》的诗歌文体，韵律上，汪译、许译采用尾韵，未使用叠句翻译，许译韵尾更规则，理译和韦译未使用尾韵，而叠句翻译可补充韵律的缺失。
因此，从音节韵律上看，许译和韦译元语言的能指更好地合并了外语文本的能指与所指。
四、价值论翻译的能指与所指
西汉时，《诗歌》被尊为儒家经典，此后被称为《诗经》。对于《关雎》，《毛诗序》已明确其主旨“后妃之德”及“用之邦国”。《韩诗外传》卷五载：“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奚由至矣哉？……《关雎》之事大矣哉！”，可见，《关雎》中“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
《关雎》全诗偶句入韵，虚字脚“之”不入韵，虚字前一字入韵，全篇诗歌三次换韵。
诗歌还采用双声叠韵的连绵字，如“窈窕”是叠韵，“参差”是双声，“辗转”既是双声又是叠韵。
此外，《关雎》中合乐而成的重章叠句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感。
表现手法上，《关雎》采用赋描写君子思念淑女、求之不得而想象求而得之的过程，采用兴从景物为依托歌咏所托之物，以“雎鸠”兴“淑女”“君子”，以“荇菜”难采摘兴“淑女”之难求，以荇菜既得而“采之”“芼之”，兴淑女既得而“友之”“乐之”等等。
《关雎》融合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经典韵律及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是古代情爱观及文化风俗的真实写照，是一极具文学价值的诗篇。
《关雎》具有双重价值——经典价值与文学价值，第三层面价值论是《关雎》翻译的重要成分。
经典翻译中，译者使用负载译入语文化的训释语因读者的重新解读而增值。
同时，更逼近外语文本语言形式的训释语则可传达原文中更多的思想和文化价值，两种训释语在技术操作上增加了经典翻译的价值。
因此译者不同，训释语不同，译文本所含价值也相异，而任何译文本都是外语文本价值的体现形式，当译文本的能指所指合并为价值论能指时，其所指则为译文本在译入语环境中的价值。
四译本都是《关雎》经典价值的体现形式，当译文本的能指较好地合并及阐释外语文本的能指所指及其儒家经典价值时，该译本不失为好译本。
汪译本持有《关雎》外语文本的诗歌文体，且使用了尾韵，同时省去了外语文本的关键能指，未能较完整地传达出外语文本价值；许译本保持了诗歌文体并增添了恋爱意境，但对“淑女”与“君子”的阐释有待商榷。
语篇上，汪译和许译都未注解《关雎》的字词及其所指儒家思想，更贴近《关雎》的文学特征。
理译本遵循外语文本的能指、所指与内在价值，较完整地阐释其价值，增加了注解，以《毛诗序》为其全译本的序，但转换了外语文本文体；韦译本使用了注解，其前言明确了《诗经》的经典价值，全译本分《毛诗序》为二十句进行详解，韦译价值论层面的能指、所指较完善地合并了外语文本与元语言的能指、所指，兼顾了外语文本的文学性，做到了“文以载道”，使译文本在读者不断解读的过程中获得增值，从而维持了外语文本的经典地位。
五、结语
本文以译释论为评价理论，运用能指、所指这对普通语言学概念，对比了《关雎》四译本对经典翻译的三个层面——外语文本、作为元语言的翻译和作为价值论的阐释，认为汪译和许译较为重视《关雎》的文学特质，这也体现了两位译者“传神达意”和“三美”的翻译思想；理译较忠实地体现了《关雎》的儒家思想，但艺术性较弱；而韦译在这四种译本中更好地实现了《关雎》经典翻译与诗歌翻译的统一，兼顾了经典性与艺术性的双重特质。
本文初稿于2011年10月27～30日长沙第七届全国典籍翻译学术论坛上宣读，衷心感谢汪榕培教授的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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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篇2
【关键词】诗歌 人际传播 儒家思想 “三纲五常”
人际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具有自发性、自主性和非强制性。
在古代传播媒介不发达的情况下,人际传播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形式,它体现在人们交往的方方面面。
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构建的人际传播观念下,人际传播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人们在儒家价值观的框架下进行传播,人际传播这一具有多样性、自主性特点的传播形式受到较大的束缚。
先秦到两汉的诗歌作为一种内向传播形式走向人际传播,其丰富多彩的内容有效突破了传统儒家人际传播观念,通过对“三纲五常”等观念的反抗,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为人际传播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体现了一定的自我意识,并且有效地揭露了社会现实。
一、先秦、两汉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人际传播观念
自春秋以来,中国的古代社会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为控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软力量,借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协助封建统治阶级安邦定国。在封建社会中,国家是整个社会最大的系统,子系统主要包括以地缘为特征的家乡和以宗族为纽带的家族,最小的子系统便是封建家庭。儒家思想在促进人际传播、发展人际关系和协调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儒家人际传播观念下的人际传播关系
“关系取向”作为古代人际传播的精髓,反映了个人对自己与他人间关系的看法和态度。正因为“中国传统上讲究关系,有不少关系与生俱来,不用传(播)便已建立,诸如同乡、同姓、同族、姻亲便是其例,这些关系可以利于传(播)的进行,增加传(播)的效果。”①先秦、两汉的人际传播主要表现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封建系统中的人际传播强调三个传播关系:上下关系、内外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2、儒家人际传播以“三纲”、“五常”为行为规范
孔子的“三纲”即“君为臣之纲,父为子之纲,夫为妻之纲”,是为了协调封建社会君臣、父子和夫妻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
“三纲”起着规范封建人际关系的作用,这种人际关系是悬殊的、分等级的、主从的关系。
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进而把不平等主体的关系协调延伸到平等主体朋友之间。
“五常”是和“三纲”相配套的行为准则,所谓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理)关系的行为准则。
“慎言”也是儒家传播的一条重要原则。
“慎言”的实质是通过“五常”伦理制约传播,维护社会秩序。
3、儒家人际传播观念的弊端
“‘五常’是儒家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慎言’是儒家传播思想的一部分,儒家思想是伦理与*治合一的体系,其目的是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②“三纲五常”、“慎言”等儒家传播思想的积极作用体现在有效地维护了封建礼仪道德,维持社会秩序,提高个人修养,对言语承担责任等方面;其消极作用,是在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下进行传播,使人思想保守封闭,不仅阻碍自由交流,而且影响舆论监督,不利于思想意识的自由表达。
二、先秦、两汉诗歌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丰富了人际传播的内容
“诗歌作为文学作品,以传播为前提,以传播为旨归。
传播是诗的动力,也是诗的存在形态和展开形态。
人际传播是诗歌传播中最常见、最直观、最丰富的传播类型,也是人际交往中的一种高雅的形式,是人与人之间的特殊的情感交流方式。
”③诗歌传播较充分地体现了传播的社会性和交流性,展示了诗歌作为一项特殊精神产品交流活动的多方面功能和价值。
通过诗歌的传播,实现读者与诗人之间的人际传播。
先秦、两汉时期,通过一些冲破封建传统礼仪道德诗篇的传播,实现了对儒家人际传播观念的冲击。
现分别以《诗经》、 《汉乐府》为例,展示诗歌通过反映现实主义内容的传播,形成的对儒家人际传播观念的冲击。
1、《诗经》中的部分诗篇展示了人际传播的新内容
《诗经》的内容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国风多反映封建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雅多系王室贵族的作品。国风中反映爱情的诗篇,二雅中的怨刺诗都反映了对封建社会纲常伦理的抵制。
“国风”中的爱情诗,多展现夫妇这对人际传播关系的主体在家庭这一子系统中的角色扮演。
如《卫风・氓》从一个妇女的角度,讲述丈夫在结婚前后的变化,揭露了男子容易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的嘴脸,展示妇女对自身所处地位的反抗意识,这与“三纲五常”的人际传播的价值取向相冲突。
《卫风・木瓜》通过描写一个女子赠送男子礼物表现了女主人公热情、活泼、勇敢的性格,展现了东方女性的特点。
她虽然热情活泼,但不失东方古典女性的端庄,她虽然有勇敢的追求,但并不狂放,热烈的爱情用了含蓄的方式来表达。
封建礼教有“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同人皆贱之”。
故她的这一行为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表现了自己对婚姻幸福的追求。
“西周后期是一个纷争的时期,在这时期里,《诗经》经历了对理想的美好社会从祝颂到挣扎、裂变时期的哀怨。《小雅》怨刺诗多出现于这一历史时期。”④小雅的作者多为王室贵族,由此怨刺诗展示的是上下级人际传播的内容,即臣子对君主、下级对上级的抱怨之辞。这在恪守儒家价值观的文人、才子、官吏中是很少见的,小雅怨刺诗的传播就极具创新的意义。
2、《汉乐府》对儒家人际传播秩序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陌上桑》中使君见了罗敷为她的美色所动,想以财诱之,使君认为高贵的身份和巨大的财富会使眼前的美女动心,但他最终却未达到目的。
“作为汉乐府民歌反映妇女蔑视权贵,反抗压迫的代表作,给读者留下了迥然不同的印象,其格调高昂明快,语言清新流畅,在中国古代人物画廊上,塑造了一*为数不多的美丽、坚贞、聪慧、机敏,不向恶势力屈服的胜利者的雕像。
”⑤“《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走了一条从对封建礼教的顺从、蔑视,到对封建礼教的反抗这样一条道路,最后以死捍卫了爱情的纯洁,以生命奏响了反抗封建礼教的最强音。
”⑥
在伦理和*治合一的儒家思想体系的统治下,封建社会的人际传播极具封建伦理色彩,随着儒学的日渐盛行,儒家价值观也就成为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人际传播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其隐秘性,内容多样性的特点逐渐缺失。
诗人关注社会现实,不仅关注国计民生,勇敢揭露封建君主和官僚的压迫,而且善于展示普通民众所受的压迫,蕴涵其中的是诗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在人际传播上也冲击着儒家人际传播观念。
诗歌作为一种重要的人际传播样式,在突破儒家人际传播观念方面表现了一定的优势,使各阶层人们的反抗意识和自觉意识得以传播,展现了封建社会人际传播中的新声音,但在封建势力的控制下,它的发展壮大自然会受到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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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胡河宁、孟海华、饶睿,《中国古代人际传播思想中的关系假设》[J].《安徽史学》,2006(3)
②张景云,《“五常”与儒家“慎言”传播思想》[J].《国际新闻界》,2007(2)
③杨志学,《诗歌:从自我传播走向人际传播》[J].《文学港》,2006(2)
④罗慧,《从“变雅”看〈小雅〉的怨刺诗及其意义》[J].《东南大学学报》,2008(6)
⑤蔺九章,《张扬人格与尊严使她神驰千古――重读汉乐府名篇〈陌上桑〉》[J].《名作欣赏》,2008(9)
⑥李秀菊、邹红梅,《汉乐府民歌对女性命运的展示》[J].《电影评介》,2006
(作者: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08级研究生)
诗经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篇3
关键词：儒家思想；传播方式；**主义大众化；民间文艺
目前，如何实现**主义大众化，仍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纵观中国思想界发展的历史长河，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利用民间文艺传播方式积累的成功普及经验，对实现**主义大众化的具体路径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民间文艺对儒家思想的传播
音乐、戏曲、曲艺等民间文艺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对儒家思想的传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将儒家思想以歌唱、演绎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扩大了传播范围，促使儒家思想在草根阶级中的传播，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所认知。
（一）“乐”对儒家思想的传播
在中国古代美学中，“乐”不仅仅指现代音乐学意义上的音乐，而且也指诗歌、音乐和舞蹈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 [1]（P.11）“乐”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深受社会各界的推崇。儒家历来重视“乐”的*治功能，主张用“乐”向人们灌输“礼”的思想。
孔子晚年的很大精力都在为《诗经》订正乐曲，诗三百皆入乐，诗词都是配乐的歌词。孔子特别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把音乐作为推行礼、乐的手段与工具。“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尚治民，莫善于礼。”用音乐改造社会风俗，而移风易俗的目的又是达到“安上治民”。
虽然孔子对“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仍未形成完整的系统，直至荀子作的专论音乐的《荀子・乐论》的出现，标志着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成熟。[2]（P.56）他不仅继承了儒家注重音乐社会功能的思想，而且认为“乐”能引导人们的伦理道德观，教化人们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对世间万物关系的认知，从而树立社会道德观、维护社会伦理秩序，进而巩固礼乐制度的统治。
（二）戏曲对儒家思想的传播
戏曲是演员以故事当事人身份，通过唱念做打进行表演，融会了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因素的综合艺术，具有虚拟性、象征性、程式性等审美特性。[3]（P.14）戏曲形成于唐代，成熟于宋金，主要以歌舞演绎故事为特点。
唐代的戏曲分为歌舞戏和俳优戏，歌舞戏是以歌舞为主要伎艺的歌舞戏，俳优戏是指唐代歌舞以外的戏曲类型。
俳优戏包括“弄参军”、“弄假官”、“弄婆罗门”、“弄孔子”、“杂戏”等。
“弄孔子”是表演与孔子有关的戏，出自《太平广记》引自隋朝侯白《启颜录》所记载的“读书岂合不解”是最早的一条优人戏弄孔子的俳语。
“弄孔子”戏虽以滑稽的表演作为娱乐，但把儒家思想的雅训**为俗讲，以角色扮演，调笑谐谑的戏剧表达了民间社会对儒家思想的俗话趣解，使儒家思想借助戏曲在民间广为流传。
北宋苏轼的《八蜡》文本综合了《礼记・郊特牲》、《礼记・杂记》的文本，既源于《礼记》，又突破《礼记》，形成一个重视礼节的关于戏剧的新见解。
明代丘浚的戏曲著作《伍伦全备记》以宣扬儒家思想的五伦观念和忠孝思想为主，曾在景泰、弘治年间盛行一时。
儒家的经典作品丰富戏曲的内容，既而使戏曲成为儒家思想的传播载体。以戏曲为基础发展成熟的京剧为例而言，其演出素材不少取自于儒家的经典著作。《新台恨》取材《诗经・邶风・二子乘舟》，另以《春秋》为纲而作的《左传》更为演出提供了不少素材。
（三）曲艺对儒家思想的传播
曲艺是民间口头文学与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逐渐演变而形成，以“说”和“唱”为表现手段，用“口语说唱”塑造人物、叙述故事、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的表演艺术。
荀子的《成相》篇是讲述利害的讽谏文章，客观的陈述历代兴亡的教训，写作形式以民间说唱为主，较早体现了曲艺的艺术因素。
明末松江人莫后光擅长说书，曾为评书创始人柳敬亭的老师莫后光以“夫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为说话理论。
《三国演义》、《水浒传》最初都是说话的话本，《三国演义》话本为《全相平话三国志》，《水浒传》则为《醉翁谈录》，这两部古典名著家喻户晓，故事题材主要体现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思想道德规范。
虽然“说话”与“评书”没有确切的继承关系，但很多证据表明“说话”类似于“评书”。
儒家思想还借助童蒙教育实现在民间的渗透和普及，《三字经》、《**规》是中国传统儿童的启蒙读物，短小精悍、琅琅上口，也以快板进行表演，流传至今。
二、借鉴民间艺术传播方式推动**主义大众化
**主义大众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主义基本原理更好地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在新世纪的背景下，探索多样化、生动化的传播途径和传播形式是推进当代**主义大众化的关键所在。
（一）红色文化推动**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在中国**建设和改*中，红色文化是传播**主义理论思想的主要载体，使**主义思想得到群众的普遍认知。红歌是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红歌作为红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无疑对**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主义大众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红歌传唱实质是引导大众认识、了解和传播红色文化，实现**主义基本原理由理论化、抽象化的话语体系转变为具体化、生活化的理论体系并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从而推动**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洪湖水，浪打浪》、《王二小放牛》、《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向人们唱出英雄人物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
《没有*产*就没有新中国》、《北京的金山上》、《歌唱祖国》等唱出了以**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产*建设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传达着*产*是新中国的建设者和领导者。
《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主义群众观，一切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表达了*产*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
红歌传唱作为推动**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一方面不能忽视红歌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在红歌弘扬**精神与崇高理想的同时，应谨记历史教训，时刻警惕封建思想的卷土重来。
“因此，在运用红歌推进**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应当坚持适当的方向原则，以保证能够正确地进行推动**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
” [4]（P.90）实现以红色文化为载体推进**主义大众化进程的新范式。
（二）经典影视演绎**主义中国化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组成了**主义发展过程的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不可分割。经典影视演绎出了**主义不断被中国人民所认识、接受、信仰和运用的**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把火红的**历史生动地展现在广大观众面前，拉近了老百姓与英雄人物的距离，从而推动了**主义大众化的传播。
电视连续剧《井冈山》生动地诠释了俄国十月**攻打城市经验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走中国自己的**道路。
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是**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的**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它将广大观众带回到那个火红的**年代，让中国人民深切的感受到不屈不饶的井冈山精神和中国***导人探索**道路实现**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
[5]（P.81）电影巨作《建国大业》、《建党伟业》重温了**的成立，体现出**英雄在探索中国**道路时的艰辛历程，映射了**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进而促进了**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经典影视有着巨大的教育魅力，加强对公民影视艺术教育，不仅要提高影视的质量水平，而且应充分利用影视的教育魅力，推进影视艺术教育走进学校教育之中，将其纳入到当代基础教育框架内，进而更有效地推进**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三）利用互联网促进传播载体的多元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在大众传媒助推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网络传播成为主要的传播方式。
网络成为人们表达思想、接受信息的重要渠道，发挥网络传播作为**主义大众化传播介质的纽带作用，把不同传播者和传播信息沟通起来，实现传播效益的最大化。
[6]（ P.42）利用网络建立宣传思想工作的红色网站，将红色网站作为网络教育平台，充分发挥网络资源共享的优势。
坚持网络宣传方式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传播方式，努力拓宽传播渠道，以实现网络的高效传播。
如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而走红的《百家讲坛》通过大众传媒引领文化主流，表达了新时期民众的思想实际。
借助网络新型媒介通过节目的方式，开拓传播**主义大众化的新平台，也可有效地促进**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进程。
在以网络为传播载体推进**主义大众化的建设中，我们必须坚持以**主义为指导运用**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反思、批判、变革，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分析现存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法。为更好的推进**主义大众化，必须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完善网络管理体制，加快虚拟网络立法，规范网络行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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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篇4
切联系的，所以中国文化理所当然地带有世俗化就不足为奇了。
关键词：中国文化 儒教 世俗化
文化是一种生活模式、一种思维模式，世俗性和超越性是文化的两个重要属性，是文化的一体两面，它与人类对人生的阐释密切联系在一起。
但是文化的超越性要以文化的世俗性为基础，才不至于陷入神秘和抽象的泥沼。
人类是一种现实存在，人类文化是在人类的现实存在过程中创造的，离开了人的世俗追求而谈所谓的超越性，就如同离开了衣食住行来谈人的精神需求一样虚妄而无助。
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消融了此岸与彼岸的关系，使之合中有离，离中有合，因此世俗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所谓世俗性，就是指为世俗社会服务。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和文人没有彻底的追求超验本体的欲望和冲动。儒家热衷于日常*治伦理，庄禅崇尚山水自然，相对于西方国家对宇宙论、认识论及诸如上帝、天国、神之类的问题给予太多重视，甚至视而不见或者“子不语”保持缄默。所以建立在儒学基础上的中国文学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限制与*治相联系。
鲁迅说：“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之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由于中国缺乏一定的宗教背景，所以一些终极性的追求就只能通过世俗的方式解决。折射出中国神话的世俗朴素的特质。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意志，都体现出对民生状况的关注，将深化理性化、文化化，是指缺乏神话中该有的超自然的想象和幻想。
儒家思想强调乐于入世，且儒家之道建立在此岸世界的基础之上，是在炽热的社会*治伦理实践中表现出的清醒务实的世俗的理性主义。
儒家思想的哲学观和人生观都是世俗的，其终极追求也是为世俗社会而服务的，因此缺乏思辨性，缺乏超越现实的想象力，缺乏形而上的思维、情感和精神追求品格，缺乏对人的生存的信仰，缺乏对宇宙自然世界和人的世界的终极追求就成为了中国人共同的性格特征。
中国人的哲学里有完整健全的现实主义，纯然的动物意识和一种明理的精神，因而压倒了理性本身，而使呆板的哲学体系无从产生。
从《诗经》开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就被确定下来了，即人文的、伦理的和实践理性的文化精神。
儒家强调“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说明诗歌对社会而言是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教化工具而存在的，对个人而言，诗歌是为了修身养性、增长知识和锻炼才干而存在的，即可以“事父”“事君”。
《论语·阳货》
孟子说“食色性也”，中国人认为食是现实人生的靠前大快乐，是应该得到重视的。
而且中国人祭神祭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祈福，试看《诗经﹒小雅﹒鹿鸣之什﹒天保》中关于所祈之福的表述：“神之淑矣，贻之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祥黎百姓，遍为尔德。
”中国的老百姓根本不想上天堂，只希望能快乐地生活。
马尔库塞认为：“中国的审美文化具有世俗化的特征，即使是宗教也被世俗化了。
这种世俗化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把上帝、神灵人格化与把人的祖先神灵化合二为一，即祭祖犹如祭神，形成了一整套礼仪规范，儒家文化便是特例；二是与世俗化享乐主义与先世思想相结合，如道教文化”。
【1】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传统中国社会恰好是一个没有受任何宗教体系控制的社会，而且总的来说，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明显的世俗性质。
”【2】孔子曰：“未能事己，焉能事鬼？”从本质上讲，这体现了现世感的执着，是清醒的理性精神，这给中华文化有深远的影响。
【3】
自西汉末年印度佛教东渐尤其在魏晋由印度入渐的佛教般若之学日渐流播，历史与时代本来提供了一个机会，催化中华本土为变化及其美学的思维从世间、此岸向出世间、彼岸迈越。然而，中华本土文化是如此‘坚定’与‘坚强’，终于用‘以无为本’来消解印度般若性空之学“以空为空”的思想，让思维框架依然基本建构在世间与此岸。【4】
中国的艺术境界，界于神与真之间，超脱于功利权益，对宇宙人生取“赏玩”的态度，重在表现心灵情意故也算是境界。
“先秦时代以其明显的对鬼神的淡漠、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对现实和此生的思考、对人的能力的肯定，体现出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
”【5】这种淡漠使得中国本土的所谓宗教具有很强的世俗性。
西方宗教文化，注重彼岸世界，认为此岸的生活是彼岸的准备，人在现世生活中必须恪守原则，在教规的约束下过非常严谨的生活死后才能升入天国。
将现世生活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考虑对来世的意义。
因此，来世也就成了现世生活的唯一有意义的根据。
其实人类对现世生活是迷狂的，就如同精神不能割断的物质一样，人的生活是不能割断与世俗的物质联系的。
只有在某种社会力量阻碍或压倒人对美好现实的向往时，在无可奈何之中，可**为宗教或类宗教的追求，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太平教、玄学和佛教。
中国文化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所以这样的文化背景影响了中国的文学艺术、美术等领域。
儒家思想是倡导“入世”的，所以最早出现的文学作品也并不是为了抒发个人情感，而是在儒家伦理道德、宗法观念的要求下用来教化百姓的工具，他们努力描写与社会、人生休戚与共的问题，是自己的作品有补于世道，有益于人心，体现极富社会意义的现实色彩，重视群体、共性的道德、情感，淡化个人意志，这也是受儒家美学“以理节情”思想的影响。
形成于中国特定历史上中国文化的世俗性是有其存在与发展的必然因素的，所以说承认中国文化的世俗化是继续发展中国文化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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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篇5
作为中国王朝的统治思想即孔子的儒家思想开始传入吐蕃，是贞观年间伴随文成公主入藏的。
公元7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正是李唐王朝的全盛时期。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弃松赞干布，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松赞干布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
所谓“执子婿之礼”、“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
它体现了什么思想呢？一句话，这一切都由儒家思想来支配。
根据唐《开元礼》记载，皇帝纳后，大致进行如下顺序，临轩命使、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告庙、册后、命使奉迎、同牢、皇后表谢、朝皇太后、皇后受群臣贺、皇帝会群臣、外命妇朝会、群臣上礼、皇后庙见、车驾出宫等。
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纳文成公主为妻，基本上是按唐代儒家一套礼仪程序进行曲的。
松赞干布先后二次遣使入唐朝求婚；太宗同意求婚后，“松赞干布乃遣其相禄东赞致礼，献金五千两；为示婚礼大典，太宗令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为主婚人，并持节送公主于吐蕃。
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时，松赞干布则“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
公主归国，弄赞“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
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
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
”这段史文，说明了这样三个礼仪程序：靠前，皇帝、皇后受群臣贺，即所谓“谓所亲曰”者。
第二，告庙者，即所谓“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
”是弄赞对其先祖的祈祷与祝愿。
第三，车驾出宫居住，即“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
”因此，可以这么说，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其婚礼仪式，完全是按照了唐代儒家传统礼仪制度行事的。
这种礼仪制度的实施，其本身就说明了孔子思想居当时吐蕃的传入。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文成公主入藏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
这为孔子思想在吐蕃的进一步传入提供了便利条件。
松赞干布于公元七世纪统一了附近的部落，建立了吐蕃王朝。
统一后的社会私有制发展和的藏族贵族集团统治的加强，需要除佛教这种思想武器，也需要吸收和引进唐朝的儒家思想。
而儒家的大一统观念和纲常伦理等正适合这种需要。
所以这一时期，孔子思想在吐蕃通过文成公主的入藏，逐渐传入。
吐蕃贵族统治者为了提倡儒学除了向中原派遣留学生，还在唐朝国学习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等。
唐朝国学所设课程主要是《尚书》、《左氏春秋》、《诗经》、《周易》、《礼记》、《论语》、《孝经》等，其中《诗》、《书》为必修课。
吐蕃不断派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就学习当时的孔子儒家思想。
同时其使者来唐时也抓住这一学习的机会。
将在中原地区学习到的儒家文化带到吐蕃，促进了吐蕃社会的发展。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文成公主入嫁松赞干布后，吐蕃“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这里的所谓“中国识文之人”，无疑是指中原汉族的封建士大夫即知识分子。这些“识文之人”大多是“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的儒学人士。松赞干布邀请他们到吐蕃来替他拟写汉文的公文，这在和唐朝的交往中是必需的。这样，汉族的文化尤其是儒学，在吐蕃发生了影响。
《旧唐书·吐蕃传》还记载说，“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这种由“释毡裘”改为“袭纨绮的服饰，也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原王朝的君臣百姓，对服饰的要求也是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有着天子之服、皇太子服等，不得“犯上作乱”。它完全由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即孔子思想来支配。
自唐太宗至唐中宗这一历史时期，唐蕃虽有交恶，但和平相处乃是主流，双方聘使包括吊丧、贺即位、礼仪、告生辰等使节频繁交往，这些繁文缛节其本身就反映了儒家思想已经开始生根开花，且开始呈发展的趋势。
长安二年，赞普率众万余人寇悉州，都督陈大慈与其大战凡四次，皆破之，斩首千余级。
于是吐蕃遗使论弥萨等人求和，则天宴之于麟德殿，奏百戏于殿庭。
论弥萨曰：“臣生于边荒，由来不识中国音乐，乞放臣亲观。
”则**帝许之。
于是论弥萨等相视笑忭拜谢曰：“臣自归设圣朝，前后礼数优渥，又得新观奇乐，一生所未见。
自顾微琐，何以仰答天恩，区区褊心，唯愿大家万岁。
”论弥萨所说的“礼数”，即是儒家的礼仪程序和说教，说明儒家思想已日益深入吐蕃人心中。
二、孔子思想在吐蕃的发展
唐中宗统治时期，吐蕃国人立赤德祖赞为赞普，之后，赞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熏热来献方物，为其孙请婚，中宗以所养雍王守礼之女为金城公主许嫁之。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赞咄等来迎金城公主，吐蕃国内的统一，与唐蕃经常保持友好的交往，这为孔子思想在吐蕃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一时期孔子思想在吐蕃的发展，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孔子儒家经典大量传入吐蕃。唐中宗时期，金城公主入藏嫁于赤德祖赞为妻，携带了不少儒家经典到吐蕃。开元十八年（731）后，吐蕃使者到长安，公开要求赐予孔子的儒家书册。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时吐蕃使奏云：‘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显然唐玄宗统治时期，是十分支持对吐蕃进行儒家为主的文化交流活动。
其次，吐蕃入唐使者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
据《唐会要》卷九七《吐蕃》条记载，盛中唐时期吐蕃遗使入唐者计有；开元二年五月，吐蕃宰相坌达延献书于宰相；其月吐蕃使其宰相尚钦藏及御史名悉腊来唐献盟书；自五年至十年，凡八次来朝，并贡方物。
十三年，遣使来贺。
十七年，复遣使来朝。
后来又遣重臣名悉腊随唐使来朝。
二十一年，又遣其大臣属虚、论莽藏来朝，及献方物。
自二十九年七月，金城公主薨，遣使告哀。
至德二年三月，复遣使请和，且助国讨逆。
三年二月，又遣使来朝，复请盟。
大历元年至十年，七来朝贡。
自德宗以后至文宗即位，吐蕃入朝不绝。
在这些吐蕃使中，其名目有告哀使、贺正使、通婚使、请和使、泛使等。根据唐朝礼仪制度，他们入唐后在进行上述往来活动中，必须接受汉族的礼仪程序。如据《开元礼纂类》二六《宾礼》（又见《通典》卷一三一《礼典》）记有《蕃主来朝以柬帛迎劳》、《遣使戒蕃主见日》、《蕃主奉见》、《受蕃国使表及币》、《皇帝宴蕃国主》、《皇帝宴蕃国使》等。其中如《受蕃国使表及币》的程式云：
前一日，尚舍奉御令整设御幄于所御之殿北壁，南向。
守宫设使者次，太错觉令展宫悬，举麾位于上下，并如常仪。
其日，典仪设使者位于南，重行北面，以西为上。
庭实位于客前。
设典仪位于县之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
诸卫勒所部列黄麾半仗屯门及入陈于殿庭。
太乐令帅工人入就位如上仪。
符宝郎奉宝俱诣阁奉迎。
使者服其国服，奉书出次，通事舍人引立于阖外西厢，东面；从者执币及庭实立於后，俱东面北上。
侍中版奏：“外办”。
皇帝服通天冠，乘舆以出，曲直华盖警跸侍卫如常仪。
皇帝将出，仗动，太乐令令撞黄锺之锺如常仪，符宝郎置宝于御座，侍卫如常仪，乐止。
中书侍郎一人令史二人持案先俟于西阶下，东面北上。
舍人引使者及庭实入就悬南位。
使者初入门，《舒和之乐》作，立定乐止。
大蕃大使为设乐，次蕃大使及大蕃中使以下皆不设乐悬及黄麾仗。
中书侍郎帅持案者进诣使者前，东面。
侍郎受书置于案，回诣西阶。
侍郎取书升奏，持案者退。
初侍郎奏书，有司各帅其属受币马于庭。
曲仪曰：“再拜”。赞者承传，使者以下皆再拜。舍人前承制，降诣使者前，问蕃国主；使者再拜，对讫，又再拜。舍人回奏，又承敕问其臣下，使者再拜对。又劳使者以下，对拜及舍人回奏并如常仪。舍人承制敕劳还馆，使者以下皆再拜。舍人引使者以下出，乐作止如常仪。侍中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礼毕”。 伏，兴，还侍位。皇帝兴，太乐令令撞 宾之钟如上仪，侍臣从至阖，乐止。
从以上《受蕃国使表及币》的礼仪程序中，可以看出，蕃国使者当然包括吐蕃使者，他们在唐朝到皇帝和大臣接见时，严格按照儒家经典所规定的一套程序行事，吐蕃使者也接受了繁琐的儒家礼仪。这些使者在完成与唐的使命任务返回吐蕃时，或多或少在吐蕃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它有利于孔子及儒学思想在吐蕃的传播和发展。
另一方面，唐朝在盛、中唐时期，也挑迁精通儒学的人到吐蕃去，除了进行诸如告哀、通婚、贺正、泛使之类的任务外，也有到吐蕃阐扬儒家经典的使命。
据《旧唐书·吐蕃传》、《唐会要》卷九七《吐蕃》记载，唐玄宗开元元年至唐文宗即位这一百十余年中，唐入蕃使者计有忠王友皇甫惟明、御史大夫崔琳，工部尚书李皓和崔光远、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李之劳、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杨济、和蕃使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薛景仙、太常少卿韦伦、判官常鲁、鸿胪卿崔汉衡，前太子右谕德崔擀等。
这些入蕃使者，大多是进士等科出身，熟识孔子儒家经典，这对孔子思想在吐蕃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推动力。
再次，这一时期孔子思想在吐蕃的发展，还具体表现在吐蕃使者所上皇帝的国使表章的内容里。
如开元十七年（730），玄宗遣忠王友皇甫惟明及内侍张元方往问吐蕃。
当惟明、元方等至吐蕃，既见赞普及金城公主，具宣上意。
赞普等欣然请和，尽出贞观以来前后敕书，以示惟明等，令重臣名悉腊随惟明等入朝，上表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
……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主之故，深识尊卑，岂敢失礼。
……伏望皇帝舅远察赤心，许依旧好，长令百姓快乐。
如蒙圣恩，千万负，外甥终不敢先违盟誓。
谨奉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马脑杯一、零羊衫段一，谨充微国之礼。
”从赞普所上国表内容考察，一是唐蕃国君是以甥舅相称，是以儒家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将双方的关系划成一定的等级，的反映。
二是所谓“深识尊卑，岂敢失礼”以及“如蒙圣恩，千年万岁，外甥终不敢先违盟书”和“谨奉金胡瓶一，……谨充微国之礼”云云，都是孔子及儒家以忠孝为道德之本、提倡太义名分，不可犯上作乱等主张的反映。
事实上，吐蕃政权注重并利用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礼仪进行教育，不仅只为培养掌握儒家治术的官吏，同时也是以儒家思想来移风易俗，使吐蕃能出现较多的忠臣愚民，以利于稳定当时的吐蕃社会。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孔子思想经初唐、盛唐和中唐三个时期约二百余年在吐蕃的广为传播，得到长足的发展。但这三个时期，吐蕃社会思想的主流仍然是佛教。特别是在社会上层，佛教思想还占据主导地位。
三、孔子思想在吐蕃的衰落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吐蕃的由盛到衰，经历了一百余年的缓慢的发展过程，很难划清明显的阶段。姑且以“安史之乱”以后，尤其是文宗即位起为界划分。
安史之乱后，唐政区内藩镇林立，唐朝直接统治的地区大大缩小。唐后期*治动乱、社会矛盾尖锐成了吐蕃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出现由盛到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吐蕃政权内部四分五裂局面也是造成儒家思想由盛到衰、走下陡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这种种落分散、无君长统一的情况，使中原地区的儒家思想难以继续传播和发展，它在吐蕃只能日益走向衰落。
吐蕃本身佛教的发展，阻止了东来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也是最终促使儒家思想陷入衰落境地的原因。加上唐后期不少帝王崇尚佛教，压抑儒学，终使孔子思想和学说无法在青康藏的吐蕃社会得以进一步的传播的发展，相反出现排斥的局面，这种情况几乎延续到近代。
诗经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篇6
【关键词】中国；韩国；儒教；神教；思想；影响
一、引言
历史是人创造的。
人创造历史总是在一定的思想文化的指导下进行。
中韩思想文化在中韩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思想文化源远流长，文化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等。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主张“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
孟子与荀子作为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发展了儒家思想。
孟子主张“性善”与“良知”。
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与生俱来。
而荀子主张“性恶说”，认为人性本来就是恶的，善是后天的，若放任本性发展，不会有好结果，所以提倡学习礼节与礼法。
墨子是战国初期鲁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他主张“兼爱非攻”，代表平民的利益。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主张“清净无为”。
庄子是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
在中国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中，儒家思想对韩国思想的影响最大。
公元4世纪，儒教传入韩国，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与韩国思想高度融合，在韩国历史中不断演变发展，为韩国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对韩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国家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等多个角度，学前、小学、中学、大学等不同阶段都不断对国民进行道德教育，培养道德情感。
通过榜样教育的方式来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激发人们的道德行为。
在韩国人的生活中，儒家思想至今还存留着深深的印迹。
二、儒家思想传入历史
从古至今，韩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不断发展。
三国时代，儒家思想正式传入韩国，韩国开始实践孔子的学说。
其中，高句丽（B.C.37~A.D.668）和中国位置较接近，最早接受了中国儒家文化。
高句丽从建国初就将儒家思想的理念应用在*治上，来治理国家。
高句丽“小兽林王”2年（A.D.372年）设立了国家*高教育机构“太学”，以儒家经典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为主要教学内容。
而且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模仿中国法制，制定各种法令与社会统治体制。
儒家思想不仅是在学术思想上，在*治、伦理、教育、法制、风俗等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伦理学、国家观、人生观等牢牢扎根在当时的高句丽。
随着儒家文化的传入，在百济（B.C.18~A.D.660）出现了与中国大同小异的结婚仪式与丧礼仪式，并十分重视立法。
在生活方面，强调男女有别与长幼有序，特别重视忠、孝等的儒家伦理思想。
新罗（B.C.57~A.D.676）是在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中，与中国交流最晚的国家。
为维护国家体制，维持社会秩序，新罗将儒家思想视为社会的基本概念。
当时接受儒家思想较多的就是“花郎”（新罗时期的民间青少年组织，旨在锻炼身心、报效国家）。
“花郎”的追求是“忠、孝、信、勇、仁”。
据记载，花郎学习的内容与中国儒学密切相关。
三国统一后，儒家思想成为韩国*治的重要参考。
研究资料显示，高丽（A.D.918~A.D.1392）的第十三代国王“宣宗”发展了儒家思想，他致力于王道*治，使儒家思想在高丽人的生活中深深扎根。
他制定了宗庙、社稷、籍田等国家制度，并组建了国家*高教育机构“国子监”(高丽时期，儒学教育的*高机构)，施行科举制度。
理学与实学的发展促进了儒家思想在韩国不断发展。
纵观历史，朝鲜时代（A.D.1392~A.D.1910）是儒家思想在韩国发展的全盛时期。
朝鲜王朝建立后，随着儒家理念与经典的复兴，朝鲜的法典编纂水平也有所提高。
设立“成均馆”(朝鲜时期，儒学教育的*高机构)后，实现了学校教育与人才培养。
当时，儒家思想在朝鲜学术与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世宗大王(训民正音的创始者)按照儒家礼仪规范，编纂了书籍，并广施仁政。
同时，在天文、地理、医学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其中，“训民正音”(1443年朝鲜世宗大王领导创制的朝鲜文文字)最具代表性。
“训民正音”是根据周易的阴阳五行与宋朝的理学，实现了儒家学术思想的最伟大的作品。
回顾历史，中国的儒家思想在韩国传播、吸收、变化、发展，给韩国带来了很多影响。
虽然随着社会发展，儒家思想的形式与内容不断变化，但其基本理念已在韩国根深蒂固，成为了韩民族精神的根本。
三、儒家思想对现今韩国的影响
靠前，韩国几千年来一直奉行文明礼让、尊老爱幼等儒家思想。
随着时代变迁，韩国的家庭结构虽发生了变化，但儒家形式的教育地位仍无法撼动。
韩国儒家思想基于家庭和睦理念，十分重视“敬爱”。
“敬爱”指长辈以宽容之心对待晚辈，晚辈要尊敬长辈。
韩国人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敬爱”，促进了家庭和睦与团结。
父母子女相互信赖，兄弟姐妹互相支持，强调父母情、夫妻情、子女情、兄妹情。
以家庭人性教育为基础，可培养子女对父母尽孝、生活正直、待人有礼、遵守秩序，有德行。
在当今韩国，父母教孩子“孝”与“慈”，这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韩国的“孝”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核心，比起学问，孔子更重视做人，做人的根本是孝。
孔子倡导“入则孝，出则悌”，即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慎重处事，在人际关系中要诚实守信。
孔子还强调，培养仁慈之心，应基于父母子女之情尽“孝”。
“孝”是德的根本。
儒家最重视的就是“孝”，韩国也深受“孝”思想的影响。
韩国人认为尽孝是家庭和社会所有品格中最基本的。
孝以儒家思想为基石，并不断在韩国社会和韩国人精神生活中进行着渗透。
“孝经”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指尽孝的首要任务是珍爱自己的身体。
父母总是很担心子女的健康，若子女患病，父母会心疼。
所以从朝鲜时代，人们为了保存父母给予自己的毛发和胡子，蓄发留须，现在人们也同样爱护自己的身体，认为让父母为自己担心或伤心是做子女的不孝，所以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很重要，就是为了让父母放心，这就是孝道。
第二，孔子在论语中多次强调“孝”。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即侍奉父母时，若发现父母有错误之处也要谨慎指出，即使父母不认同，也要对父母恭敬，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更不能抱怨父母。
韩国人在做大决定时，十分重视父母的意见，如升学、结婚、就业等。
特别是结婚时，一定要得到父母的认同。
人们常说“结婚不是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虽然时代变了，但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韩国年轻人在做重大决定时，还是会听从父母的意见，不想违背父母的意愿。
第三，孔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即父母在世时，不要离开父母，若不得不离开，一定要告诉父母自己的去向。
子女令父母担心就是违背孝道，所以要告知父母去向。
如在韩国，家中的长子婚后也与父母一起生活，侍奉父母。
每天下班后向父母请安，报告一天的事情。
子女成家后虽然可以自己单过，但和父母一起生活的话，能更好地侍奉父母，是尽孝的一种表现方式。
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位，家庭和睦对社会和谐有很大影响。
尽孝是家庭和睦的要素。
人只有爱家，才能热爱自己的祖国。
韩国从家庭中的“孝”教育逐渐形成团队意识，为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儒家思想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韩国十分重视道德教育，所以儒家的道德准则给国民的文化心态带来极大影响。
韩国接受儒家道德，进行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学校教育。
儒家思想作为学校德育的核心，“三纲五常”(儒家道德标准，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教育,且是将大韩民族的气质形象化的重要内容。
此外，韩国的教育理念中也渗透着儒家思想。
韩国光复后，经历过几次教育理念的变更。
靠前阶段是民族和民主主义的教育理念。
民主理念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种理念的树立受儒家思想影响。
儒家文化在家庭，集体和社会中，强调相互尊重，对韩国民主主义观念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阶段是弘益人间的教育理念。
“弘益人间”，即将好处弘扬于人间，是韩国建国神话中最基本的思想。
“弘益人间”与儒家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博施济众、修身安己的思想相似。
第三阶段是国民教育宪章的制定和新教育理论的确立。
国民教育宪章中再次强调国民伦理，继承传统和改*并行。
这一时期的教育核心是儒家思想的集体观念。
第四阶段是人性化、信息化、世界化的教育理念。
在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韩国学校的教育宗旨是开发学生的个性与素质。
个性教育使学校把德育放在重要位置。
也就是说，韩国各个时期的教育理念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
韩国学校把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容融入到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理念中。
学校道德教育的实践，以传统道德教育及儒家思想的德育为本，十分重视个人修养。
韩国人从小学习道德伦理教育，课程名称是“正经的生活之道”。
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在生活中品行端正、诚实守信、尊重生命、节制有度、洁身自好、谨言慎行、以礼待人、善良宽容、勇于担当、团结合作、忠效报国、推陈出新等。
这样的伦理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责任意识，提高团结协作能力。
韩国的德育十分重视人际关系与礼仪教育。
在初中的道德课文里强调三纲五常的基本知识，重视礼仪的训导。
在韩国有许多长幼有序的礼节，如向大人打招呼时，应保持礼仪，低头打招呼；吃饭时，一定要大人先拿起勺子吃饭，孩子才能吃；年轻人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等。
韩国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实施上述含有中国儒家思想的礼仪教育方式。
韩国学生接受这种儒家思想教育，提升了思维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
（二）儒家思想对社会的影响
靠前，儒家思想不仅在韩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广泛地渗透，在社会教育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韩国社会十分重视共同体理念，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十分重视儒家的职责和本分，希望所有人都忠于本分，履行自己的义务。
韩国公司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对公司职员进行共同体意识教育，改善了企业内部的伦理关系、企业观、劳动关系等经营理念。
进入**主义时期后，韩国企业在自由企业制度下的持续发展获得了巨大成功，韩国企业健康的经营环境和优秀的企业发展环境都得益于儒家思想的影响。
韩国公司通过命运共同体的企业观，将企业比作一个家庭，像家人一样对待公司职员，就是儒家思想精神的体现。
第二，韩国公司重视劳动关系的和谐。
在西方，公司招聘职员时，只以求职者的能力作为评价标准。
但在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的韩国，招聘时，不仅重视员工的能力，也重视人性。
还有韩国公司以儒家思想的长幼有序为基础，在公司内部形成严格的上下级关系。
韩国公司十分重视员工的工作经验，加薪或升职时首先考虑这两点。
韩国企业加强福利制度，强调“我们是一家人”的理念，公司和员工为了谋求更大的进步，共同承担责任。
这样的劳动关系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第三，韩国企业提倡家庭共同体主义，形成了集体感经营模式。
经常看到高层领导穿工作服下车间慰问，或在员工食堂与大家一起吃饭。
在公司营造了家一样的气氛，打造互帮互助、和谐共生的企业文化。
在韩国企业的经营理念中，可发现儒家思想的存在。
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即在企业内部，要重视人际关系，和谐相处、长幼有序、尊重上级、诚实守信。
儒家思想深深作用于韩国企业的共同体意识，为韩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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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篇7
摘 要：中国诗歌语言从《诗经》时代开始，到魏晋发展至鼎盛的唐代，直至明清、近代，每个时代的诗歌语言特点各有千秋。
其语言以质朴自然为主，但因时代不同，或，乐而不淫；或，哀而不伤。
唐代诗明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巅峰，其语言最为完美，“华声”是其特点的高度概括。
封建时代的诗歌，清时代遭遇文字狱之灾，诗歌语言不能自由发展，现代诗歌语言由于西学东渐，语言形式发生变化。
中国诗歌语言形式变化，但其内在思想即使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独特的哲学思想依旧是中国诗歌的主导思想。
关键词：中国诗歌；语言；诗学思想
一、中国诗歌语言
（一）中国诗歌划分
中国诗歌分为古代诗歌和现代诗歌，通常当人们提及中国诗歌是，大都想到是古代诗歌。中国的古代诗歌诗按音律分，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类。两种诗歌的概念是在唐代形成的。
古体诗包含了古诗、楚辞、乐府诗，而“歌”“歌行”“引”“曲”“呤”等也属于古体诗。古体诗的语言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与古体诗相对的是近体诗，分为“绝句”和“律诗”两种。律诗的语言讲究格律且要求极严，篇有定句，句有定字，韵有定位，字有定声，联有定对。古体诗语言的自由，成就了其豪放大气；近体诗语言的讲究，将语言雕琢得玲珑有致。
（二）中国古代诗歌的语音美
中国人说话要求语音美，说话的内容也要美，这正是中国古代诗歌语言发展至今的成就，可以说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成就了整个汉语。
于坚在《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杨克主编《中国新诗年鉴1998》的《代序》）一文里认为：汉语是诗性语言，具有天然的诗性特征和历史意识，它有效地保存着人们对大地的记忆，保存着人类精神与古代世界的联系，本世纪最后20年间，世界最优秀的诗人是置身在汉语中的。
[2]可见，即便是现代汉语，古代诗歌的语言之精华部分早已烙印在其中，就像紫檀木中的金星，隐隐发光。
中国古代诗歌的语音美，这种美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历代诗人所遵循的韵。
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美在押韵或不押韵中变幻莫测，美不胜收。
为求押韵，作诗时的讲究也多，律诗是二四六八句押韵，绝句是二四句押韵，无论律诗还是绝句，首句均可以押韵或不押韵，例如：《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首句并不入韵，二四句押韵。
近体诗在韵的追求上比古体诗更为严格，近体诗规定，只能押平声韵，这几乎是一条死规矩，事实上以近体诗的体例假如押仄声字会感到非常拗口，所以古人都能自觉遵守这一规则。
同时还要求一韵到底，中间不能换韵，而古诗允许中途换韵，少了一分可以，多了一分潇洒！
（三）、中国诗歌画面美
中国古诗虽然在语言上要求语音押韵，朗朗上口。但古诗的美不仅仅是听觉上的，还是视觉上的，正如“忽如晚上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种视觉之美，让人目不暇接。诗歌在语言方面要达到精美，这种“精”便可以与古代律诗在音韵上的追求契合。诗人为了能找到一个字能既达意有符合韵脚，可谓是倾尽其心思。“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江南春天的无限生机跃然纸上，让读者最忆是江南！
王摩诘的诗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就连现实主义代表杜子美的诗句也能在忧国忧民的同时照顾到审美的要求。
《绝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句诗中可以体会到杜诗的用词特点整体的画面感。
两句诗出现了碧绿、洁白、黛青、火红四种颜色，“江碧”映“鸟”之白，“山青”衬“花”之红，对比鲜明，一幅让人心旷神怡的美丽景象就在眼前。
逾白与欲燃又是一个趋临动态的词，给人以跃动的想象感，诗句顿时有了生命，值得品味。
透过语言文字，诗歌的画面是丰富多彩的。
语言文字要抒发诗人胸臆，除了直接描写画面，还会运用到各种手法。用现代汉语划分词类的角度看，古代诗歌中的名词活用现象还是不少。例如李商隐《无题》中的“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镜”是名词活用作动词，其活用后的词性与“吟”是对仗的关系；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中诗句“开轩而场圃”，杜牧的《江南春绝句》“水村山郭酒旗风”，等等。这些词的活用，一字生辉，又如马良手中之笔。
二、中国诗歌中的思想
（一）社会现实的体现
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诗歌这门艺术的语言是其思想的载体，字里行间表述的就是诗人所思。
而诗人所思正是来源于生活，从《诗》开始，中国诗歌中所体现的思想基本都是百姓生活中总结出来，一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将美好的爱情写于纸上。
在中国诗歌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唐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白和杜甫的诗句。
李太白，一句“黄河之水天上来”正体现其文思的豪放，不拘小节，让人佩服其登蜀道天险的勇气，同时也感叹时不与他。
也许正是这样，才成就其与众不同；杜甫，生活在战火之中，家破国亡都在其诗歌中体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他的忧国忧民思想以及艺术手法也影响了我国靠前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江西诗派。
若诗歌艺术只一味地咬文嚼字，或是远离普通大众的真实生活，这些诗歌虽然对诗歌的发展还是有过作用的，但是终将被淘汰。唐初，盛行的上官体诗歌，题材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韵辞藻之美。事实证明这些诗歌的生命力并不强。
（二）儒家思想的体现
儒家思想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代名词，现在已经不能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儒家思想，它的内容太多，太广。
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对中国诗歌在思想、语言、文化等等各方面的发展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诗经》、《论语》、《孟子》等等儒家经典，将儒学精神的内涵以及孔夫子所奠定的分析文学论著的方式、诗歌语言的方式都植入到中国诗歌中，中国诗歌深深烙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汉末魏初，“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大背景下，文人诗歌创作是“五言腾踊”时代。
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等“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缔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
建安文学具有“慷慨任气”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描写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例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诗歌。
“三曹”中曹植的文学成就*高，人称“建安之杰”。
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
“七子”中最有成就的是王粲，其《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这些诗歌作品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着儒家文化的核心。
三、结语
诗经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篇8
关键词:自然;比德;宇宙感
人类从自然中诞生,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不仅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而且寄托了人类生命的感悟。在人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由陌生、疏离走向熟悉、亲近,自然的本真状态向人类敞开,人类以本质力量显现到自然,“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1](P547),人从自然中感悟到肯定性价值,即是自然美。
自然美,是指在审美活动中对人具有特定审美价值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品格特性。自然景物之所以是美的,不仅符合人的感觉需要和特性,而且能够满足人的生命追求,启发人对于生命的感悟,因而成为人的审美对象。
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对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自然风景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感悟,中国人的自然美既体现了人类审美心理的普遍性,又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对自然的认识是多方面多角度的,梳理儒家思想发展历程,自然对于儒家具有认识意义,社会传达意义和道德象征意义,其主导的审美自然观即是比德,即以德观物。
一、“比德”的自然审美观
儒家的审美观是美善统一,以理节情,将伦理道德作为审美活动的根基,在艺术和自然的审美感受中体悟道德人格。孔子的自然美观是“比德”, 仁义礼智信等道德理念比附到自然景物之上,在自然山水中体验到道德观。
人置身于自然,首先认识自然事物,儒家学说要求君子以修身为核心,而修身的靠前个步骤就是格物。
《大学》中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P1)作为君子首先对万事万物的认识、研究获得知识;运用知识,认识到伦理道德的价值,才能保持意念的真诚、心思的端正,进而修养品性,管理好家庭和家族,治理好国家,最终天下太平。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观,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事鸟兽草木之名。
”(P54)孔子看来诗经不仅关乎教化问题,而其基础作用即是认识自然,诗经大部分是民间歌谣,反映当时人们的劳动生活。
从诗经中不仅可以认识到鸟兽虫鱼等动物,花果草木等植物,谷物蔬菜药材等农作物,而且可以认识河流山川,风土人文等等。
孔子所追求的君子形象不仅通晓六艺,习于礼乐,而且博物多识,广泛地认识自然。
儒家在情感的抒发方面讲究温柔敦厚,运用自然景物寄寓思想感情。
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受到各种刺激产生丰富的情感,情感通过适当的形式宣泄出来,这是正常的现象。
孔子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主张情感的宣泄要受到节制,思想情感的表达要委婉含蓄,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诤谏上级要讲究方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主文而谲谏。
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P39)因此,文艺作品要注意把握情感的表达方式,儒家不提倡直抒胸臆的表达,推崇含蓄委婉,寓意于物的表达方式。
《诗经?硕鼠》中民众痛恨国君的横徵暴敛、贪得无厌,而具体表达则以硕鼠暗喻国君,“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
(P327)
儒家主导自然审美观是以社会和人生角度审视自然事物,自然现象的特点和变化规律比附于社会规律和人生哲理。
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P32)的时候,并不是单纯地说明松柏是常绿乔木的自然性特点,而是联想到社会中的仁人志士不畏艰难困苦,在逆境中坚守*的人格,高尚的节操。
孔子在山水观方面认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
”)《论证正义》解释说:“知者乐水者,乐谓爱好,言指着行好运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不知已止也。
仁者乐山者,言仁者之性好乐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动而万物生焉。
知者动者,言知者常务进,故动。
仁者静者,言仁者本无贪欲,故静。
知者乐者,言知者役用才知,成功得志故欢乐也。
仁者寿者,言仁者少思寡欲,性常安静,故多寿考也。
”山和水被“拟人化”,赋予人性的色彩,人性中的仁性和智性比附到自然界的山水,自然物成为人本质力量的确认。
以德观物的自然美观,不是停留在自然物的形式美,而是在其神态中发掘合乎社会伦理道德的精神美。这种以德观物的审美感受,不是停留在悦耳悦目的感性层面,而是达到道德的净化和升华,即是伦理层面的悦心。
二、儒家自然审美观宇宙感
在以德观物的基础上,儒者在自然之中体会到深刻的生命价值。
《论语?子罕》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P34)孔子追求自己的理想,周游列国,却四处碰壁,当面对无穷无尽、足以带走一切的滚滚江水,不禁感受到宇宙之无限,人生之苍凉,而沧桑之中又渗透着仁者奋发有为的刚健精神。
孔子晚年其精神达到物我合一,天地同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子曰:“予欲无言。
”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P 55)孔子一生诲人不倦,到晚年突然沉默不语,因为孔子一生信仰和实践使其感悟到,有限的人道之上,还有大化流行、化育万物的天道。
天道永恒不朽,生衍万物,是有限的语言符号无法传达的,孔子可以以仁者之心感受和体认天道,其精神也升华到宇宙境界。
“莫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P39)孔子晚年即从自然地感受中获得对天道的体认,又从具体的微小的自然物,体会到一种生机盎然的生命之美。
孔子主张培养起一种“乐山乐水”的人生情怀,自觉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体味大自然化生万物的无限魅力。
三、儒家自然美观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居于国家意识形态地位,以德观物的自然美观对中国人的自然神美心理塑造产生重要影响。
古今许多文人骚客从自然景物中悟出社会规律和人生哲理,提高自己的人格修养,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为苍生黎民请命,开启人间太平。
周敦颐《爱莲说》借用“出淤泥而不染”的青莲形象,表达自己清正高洁的君子人格。
《白鹿原》中朱先生登临华山顶峰,感慨“横空大气排山来,砥柱人间是此峰”, (P16)华山挺拔陡峭巍然矗立在八百里秦川,朱先生由此联想到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人间伟丈夫,后来朱先生将此诗送给奔赴**前线保家卫国的军人们。
儒家知识分子从自然物中发掘出对道德人格的确证和体认,以社会美代替纯粹的自然美,以美学的公共价值遮蔽私人价值。
儒家以德观物的审美观塑造了中华民族重视道德,追求人格的文化特点,即是在当今社会还是有积极价值的。
注释:
[1]刘勰.文心雕龙译注[M].山东:齐鲁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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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诗经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这一时期的教育核心是儒家思想的集体观念的详细内容，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更多请关注倾诉星球其它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