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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2009年底累积有边民跨境婚姻3888对，到2011年底增加至4696对，在2年时间内，跨境婚姻人口的增长幅度就达20.8%，年均增长10%左右。西双版纳州的勐满镇有107对...，接下来具体说说人口学论文范文
如保山市的许多乡镇13年以来其跨境婚姻人数迅速增加(见表1)，配偶大多数来自缅甸。文山州都龙镇共有跨境婚姻322对，配偶均来自越南，仅2010年至2012年，跨境婚姻人数就增加了67对。临沧市2009年底累积有边民跨境婚姻3888对，到2011年底增加至4696对，在2年时间内，跨境婚姻人口的增长幅度就达20.8%，年均增长10%左右。西双版纳州的勐满镇有107对，其中100对配偶来自老挝，7对来自缅甸，近2年的增长幅度超过15%。面对这样迅速的增长趋势，国家层面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严格管理和控制。云南边境地区跨境婚姻人群的增长，伴随着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如跨境人员的非法入境;跨境婚姻的非法问题，以及所引发的非婚子女、违反计划生*政策问题;还附带诸多其他问题，如艾滋病、传染病防控问题;吸毒、贩毒、买卖婚姻、贩卖人口、骗婚犯罪行为等等，这些都成为近年边境地区的管理新问题，给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带来隐患。本研究在充分调查云南省跨境婚姻的基础上，重点运用人口学理论和方法，从跨境婚姻形成的内在因素和跨境婚姻人数上升快速两方面展开，分析多种因素之间的互动机制、因果联系和协调路径，并提出思考和建议。
二、云南省跨境婚姻人数上升的人口学分析
从人口学的角度，婚姻问题通常是从出生性别比、总人口性别比、适龄人群性别比、两性间的死亡率差异、夫妻年龄差异、年龄结构以及人口迁移等人口学结构性因素来考量和分析研究。根据数据可获得性和研究目标出发，选择下面的几点进行分析。
1.总人口性别比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严重失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高出正常值范围并持续攀升，在2008年达到120.56的*高值。根据中国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是:1982年108.47，1990年111.27，2000年119.92，2010年118.08。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必然导致总人口性别比失衡。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性别比数据，中国为106.74，云南省为110.06，保山市为106.24。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性别比数据，中国为105.2，云南省为107.9，保山市为105.24。整体上，近十年的总人口性别比呈下降趋势。近几十年来，国家从法律保障、政策调整、传统观念、督查指导等方面进行大力调控的结果，使我国总人口性别比逐渐趋于合理化。表2所列出的州、市、县为此研究入户调查点，其中保山市是重点，其辖区内所有的县都选择了入户调研点，涵盖其全部边境乡镇，所获得的资料相对较齐全，以对保山市的人口数据进行详细分析。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保山市总人口性别比各县情况有升有降。总体上，总人口性别比较高的县区，跨境婚姻人口数量较多，龙陵县尤其突出。从人口学角度看，男性比例偏高，造成男性娶妻难问题突出，就会产生“婚姻挤压”②现象。婚姻挤压最终将压力叠加到最低层的边疆最贫困的未婚男性，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目前凸显的问题就是跨境婚姻的陡增。
2.农村户籍人口性别比跨境婚姻大多数发生在农村。根据2000年和2010年全国第五、六次人口普查，云南省城市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04.77、103.78，城镇人口性别比为107.53、105.72，农村人口性别比为111.58、108.79。数据显示，云南省农村人口的性别比明显高于城市和城镇，而长期累积的人口问题要短期改善是很困难的。云南是个农业大省，这所指的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大，并不是农业发达或者耕地多。2010年，按户籍分，云南省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3.4%;按居住地分，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3.2%;2012年，按户籍分，云南省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3.4%;按居住地分，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0.1%;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有所增加。但是农业人口依然占大多数，在各边疆州、市，农业人口占比更大。保山市虽然总人口性别比不高，但是农业人口占比却很大，超过90%，另外，农村户籍的人口性别比也较总人口性别比高。很显然云南省和保山市居住在农村的农业户籍人口性别比高于总农业户籍人口性别比，也高于在城镇的农业户籍人口性别比。保山各县区的数据反映出的情况表明，在农村的男性人口均多于女性人口，生活在农村的男性婚姻压力较生活在城镇的男性更大。根据“婚姻挤压”的理论，男女性别比差距较大的一代人进入婚嫁期，同一年龄组的男女中将有一部分男青年找不到对象，于是这部分男青年就可能到下一年龄组的女青年中找对象，城市里面的人开始到农村去寻找配偶，农村男青年又过剩，他们又开始到山区找，山区的男青年再到更远的贫困山区找。如此循环下去，将形成男性初婚年龄推迟、女性初婚年龄提前、夫妻年龄差异扩大等社会问题。农村贫困人群是处于最低层的弱势群体，发达地区的“困难男性”可以选择欠发达地区的适合女性，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困难男性”可以选择农村适合的女性，欠发达地区的边疆农村“困难男性”只能寻求周边外籍适合的女性了。从调研数据看，很明显，性别比高的县，跨境婚姻人数多，现实与理论相符，如龙陵县和腾冲县。因此，跨境婚姻问题从宏观上分析，是个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个体因素，或者是个别案例，应该认真将其当作新时期一个社会现象来看待和分析。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及早重视和解决跨境婚姻问题，无论是政策层面和管理层面都不应忽视。
3.性别比失衡的影响据推算，按照如今的婴幼儿性别比例，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5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有研究表明，到2015年，我国过剩男性人口将超过2000万①。这些预测都表明，中国近年有数千万男子面临光棍困局。近30年来，云南省的总人口性别比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已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云南适婚男性，或者确切地说是云南农村贫困适婚男性困境最深。在性别失衡的婚姻市场、女性占优势的城乡婚姻迁移和“男高女低”的择偶梯度的合力挤压之下，在交通闭塞和经济落后的农村贫困地区，个体与家庭收人、个体能力和社会网络资源都处于劣势的男性很难在理想的初婚年龄实现婚配，他们面临的大龄未婚、晚婚和终身不婚的风险将不可避免地增大。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男性娶妻困难。目前的普遍情况是:拥有经济、技能和受教育等优势的男子择偶容易;而缺乏这些优势的男子择偶难或结不了婚，他们在社会经济的最底层。婚姻剩余男性沉积在低收入的贫困阶层，城乡均如此，乡村情况更糟，边境贫困山区最严重。云南是边疆省份，经济发展落后，贫困人口数量较多，再加上农村人口性别比高于城市，全国范围内的性别比失衡还直接冲击云南，使云南农村人口中的“剩男”大量产生，非法的买卖婚姻、拐卖妇女、骗婚、跨境事实婚姻的现象呈现上升趋势。从婚姻适龄人口数据看，形势更严峻。云南省的婚姻适龄人口性别比远远高于全国(见表6)，云南省的大龄男性远多于适龄女性。再加上婚姻挤压各因素:年龄挤压、地区挤压、城乡挤压、经济水平挤压、个人素质挤压等，云南边境一线的少数民族绝对是处于最底层的弱势方。从全国1‰抽样数据看，从2005年到2012年，15岁及以上未婚人口的性别比很高，都在135～140之间波动，总体是上升趋势。未婚男性面临的择偶形势相当严峻。在所调研的村寨中，临沧市南伞镇的大龄男青年特别多，最典型的有个自然村100多户人家，居然有70多户人家有30岁以上的未婚男青年。其中一半情况是家里贫困，另外一半也不算很穷。按当地的风俗，一般情况下，20岁左右就结婚了。可见确实存在性别比失调和贫困问题交互作用。村里女子外出打工，就在外地嫁人，镇上未婚男性很难找到当地媳妇。临沧市有个很特别的跨境婚姻大村，叫麻栗树村民小组，其居民大半是苗族小半为汉族，有80%以上的家庭是跨境婚姻家庭，有的人家，一户几兄弟全部都是娶的缅甸媳妇。造成男性比女性多的原因，一般而言有三种因素:靠前，受农耕文化的影响。中国农业人口占比较高，以耕作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长期选择和实践中，男性的劳动力优势突出，传统上更强调男性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第二，中国大众的婚育观念和性别偏好，对男女在性别上存在偏见，重男轻女。症结还是经济发展滞后的一种表现。第三，生育选择的可能性。计划生*的实施②和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利用科技手段在生育的选择上有了人为的干预。这就是导致中国近几十年性别比例高的原因。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像云南省这样的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性别比更高。除改变人们传统的观念外，解决性别比的根本措施，就是加快经济的稳健发展，解决之道也是使贫困人群尽快富裕起来，别无他法。否则，任其发展，就会成为人口安全隐患。在分析婚姻挤压问题时，所使用人口数据将已婚人口剔除，更有助于观察婚姻市场上的供需突出矛盾。未婚人口性别比的情况更令人堪忧。从以上数据看，云南省未婚大龄男性所承受的压力非常明显，特别是年龄为30岁以上的，在理想婚龄差条件下每4个未婚男性才有一个理想婚龄差内的未婚女性与之对应。再加上地域偏僻、经济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以及外地人口的挤压，婚姻挤压更甚。婚姻挤压还会引起“异质性”婚姻增多(如夫妻年龄差大等)，直接影响婚姻的质量和稳定性。跨境婚姻，也可以看作“异质性”婚姻的一种形态，由于很多跨境婚姻是不合法的，就存在风险性。婚姻挤压的结果由社会最下层的弱势群体来承受，会加重社会不公平，有可能会激发社会底层的不满，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性别比失衡，还会带来男性劳动力过剩，就业性别挤压加大。与其他发达省份相比，云南省人口综合素质偏低，尤其是文化层次偏低，在就业市场处于竞争弱势，这些农村贫困人口会变得更加贫困，给社会和政府带来困扰。从长远看，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势必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社会生活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从而挑战社会的和谐。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总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调研数据分析发现云南跨境婚姻人群的初婚年龄有1/3的男性在21～25岁时结婚，说明这些边疆青年是正常、自愿、乐意娶外籍媳妇的。有约2/3的男性是26岁以上结婚，又说明因大龄找媳妇难，是选择娶外籍媳妇的重要因素。
4.人口流动人口流动的因素主要是生存需要、战争因素和政策因素。在人类社会早期，流动人口数量很小，只限于社会交往、采集食物、宗教活动等有限几种类型。人类发展中期，随着经济活动和城市化的发展，流动人口迅速增长，流动类型大大丰富，流动人口结构开始出现分化。到了现达阶段，由于交通条件的完善，流动将取代迁移的一部分功能，使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人口流动的成因将偏重于经济和娱乐成分。现代人迁徙同样选择环境好、经济状况好于原住地的地方去发展。人口流动的方向，主要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生存发展需要是当代中国人口流动的最主要因素和直接动因。随着中国改*开放的进程以及城市化、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流动人口的规模在不断上升。据统计，中国流动人口2000年为1.017亿，占总人口的8.19%;到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61亿，占总人口的16.53%，增幅达到81.03%。流动人口中78.7%为农业户口，以青壮年为主，主要在制造、批发零售和社会服务业领域就业，多集中在低薪或高危行业。到2013年末，全国流动人口的总量为2.45亿，超过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流动人口婚育年龄推迟。①云南省在我国是欠发达边疆省，外出打工的人员较多，据国家人口普查统计，云南省流动人口2000年为116.4万，占总人口的10.47%;到2010年，达到117.1万，占总人口的13.17%。十多年一直保持较高的人口流动量。2000年，按照迁徙原因分类的云南省流出人口中，因为婚姻嫁娶流出的女性为41849人，男性为8621人，也就是外嫁的云南适龄女性占婚姻嫁娶流动人口的82.91%。2010年，因为婚姻嫁娶流出的女性为287669人，男性为105017人，也就是嫁出的云南适龄女性占婚姻嫁娶出去人口的73.26%。十年来，嫁出适龄女性在数量上的增加更是明显，增长了近7倍。这项数据也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云南本乡本土的男性，尤其是落后地区的男性找媳妇难。云南本省性别比高于全国水平，男性多于女性，再加上外嫁女性逐年增加，婚姻挤压的人口学因素更加显现。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推动着国际间的人口流动加速，2014年上半年，我国出入境人数保持高速增长，其中，入境外国人人数1255.09万人次，同比增长22.97%;中国公民出境总人数2685.88万人次，同比增长19.11%。②这就带动了跨国职业的发展，在异国工作的人员有很大机会结识驻地国的异性，有很大几率经过一定时间一定程度的交往进而发展为跨国婚姻。在云南省的边境一线，跨境流动人口也明显增加。例如，作为部级口岸，瑞丽市2012年的流动人口约6万多人，相当于其总人口的1/3，而流动人口中，大部分为缅甸籍人员，往来于两国间。2013年底，云南天保口岸出入境旅客首次突破60万人次，磨憨口岸首次突破70万人次。③2014年上半年，磨憨口岸出入境旅客突破45万人次，出入境人数同期比增长20%。④诸多数据都表明了云南跨境流动人口的增加。云南省与毗邻国边民之间交流频繁，尤其近年在跨境打工这方面，互动较多，双边边民都会跨境到对方砍甘蔗、割胶、种植、搞建筑、做生意或在服务行业工作等。此调研的很多跨境婚姻夫妻双方都是因为打工认识的，到双边国家的情况都有，甚至有的中国男青年到缅甸、老挝、越南去打工，目的就是想找媳妇的。这也显示随着时代的进步，边疆青年择偶观的变化和思想观念的开放。云南边境一线的贫困、大龄村民到缅甸、老挝或者越南去找媳妇，跨境婚姻人数的上升，是受世界一体化因素的影响，在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边疆青年婚姻观念从保守、封闭逐渐走向开放，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的一种直接体现。
三、思考与建议
跨境婚姻现象主要发生在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的边境山区一带。造成跨境婚姻最主要的原因是山区远离乡镇中心，经济发展缓慢，资源环境条件差，缺乏发展契机，再加上跨境婚姻人群普遍是村里的低收入家庭(年均收入4000元以下的占56.96%)，经济条件比较贫困，年龄普遍偏大，受教育程度低，缺乏专业技能，导致娶媳妇比较困难。所娶回的外籍女性，家庭情况更差，受教育水平更低。调研数据表明，跨境婚姻家庭中方配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29年，外籍配偶为3.27年。这样组成的家庭是当地最弱势的人群。他们缺乏谋生必要条件、人力资本和发展的手段，只能从事农业劳作，其后代同样是低学历、低素质，形成恶性循环。跨境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云南省边境地区婚姻适龄男女比例失调、贫困家庭娶不到媳妇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有利于边境地区民族团结和边疆和谐。跨境婚姻的快速增长，也潜伏着种种发展和稳定的问题，处理不当，会引发和带来种种不和谐不稳定的问题和矛盾，甚至引发和带来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问题和矛盾，应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通过调研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1.改变观念，自我脱困宏观层面，应该加快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整体经济发展，缩小边疆与内地的差距，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距。地方政府应该加强边境落后山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民族地区群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并努力解决特困少数民族的温饱问题。作为大多居住在偏远山区的贫困人群，也要自己努力改变，适应社会的发展，自己努力突破困境。首先是观念的转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观念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例如，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商品经济观念淡薄，思维模式单一，很难寻找或开发各种营生方式，大多数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一农耕生活。山区自然环境条件差，土地生产力较低，而且人均土地较少。仅靠耕种自家土地，只能维持基本温饱生活。因此，改变生活现状，首先是从思想观念开始，有想法，才会有行动，才能改变。其次要走出去，接受新事物，长见识。由于交通闭塞，与外界交往有障碍，此调研的跨境婚姻人群多数最远只到过县城，有的甚至只到过乡镇。跨境婚姻家庭的外籍人员更是由于无合法身份，根本无法外出或打工。边民必须要走出山寨，了解外面的世界，才会激发改变自身的欲望，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跟上社会发展步伐。
2.接受教育，提升能力首先是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76年，汉族为8.84年。云南省201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6年，文盲率为6.03%。近30年，云南省人均受教育年限有明显提高①，由1990年的4.75年提高到2000年的6.32年再到2010年的7.6年。但云南省2010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与全国2000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持平，是全国教育落后的省份之一，且不平衡现象突出。云南省16个跨境少数民族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见表9)，比云南省的平均水平低很多，甚至低于30年前的云南省平均水平;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文盲率更是远高于云南省平均水平。可见，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是很艰巨和长期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国家层面应该有进一步的针对少数民族的教育倾斜政策。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现象严重，城镇和农村差距很大，应当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和我省省情的面向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救助制度。首先，实现从临时性救助到制度性补偿的转变。教育是百年大计，帮助边疆贫困人群提升受教育水平，必须有长远规划，必须上升到制度层面。应制订弱势群体教育保障制度，成立专项资金，工作长抓不懈。其次，实现从基本受教育权救助向综合救助转型。当前教育救助的主要目的是不让弱势群体子女因贫困而失学、辍学或上不起学，即保障弱势群体子女的基本受教育权。但是必须认识到，这些孩子在升学和就业等方面仍然处于劣势，应充分考虑其特殊情况，给予“份额制”对待，使教育救助的效益达到最大化。其次是提高个人劳动技能水平。要提高收入，改善生活，首先是要有能力去行动。最根本的还是要增强贫困弱势群体的自身生存能力。对于大多数边疆贫困人群，主要是受教育程度低，生产技能低下，生产方式落后，科技和商品意识淡薄，安于现状。如果他们自身能有意识地去学习一门劳动技能，改善生存现状才有可能。社会及劳动部门要建立就业培训引导机制，有针对性地培养和提高贫困人口的专业技术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对贫困人群进行科学文化教育和就业培训，提高就业和劳动能力和素质，增长创收才干，创造就业机会，是促使其实现自养是脱贫解困的关键。还可以“小额贷款”等形式扶持有能力的贫困人口自主经营，并扶持一些小企业和个体户，使他们增加收入，减轻社会的负担。这也是贫困家庭未来摆脱贫困的关键一环
3.强化边民国家意识、法律意识要在边民中树立起国家意识，增强法制观念，使他们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懂得与自己工作和生活有关的法律，依法办事，依法律己，自觉维护社会秩序。要加大对边境地区跨境婚姻所涉及到的法律法规的宣传、贯彻和落实力度。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婚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贯彻和落实，使边民树立办理[结婚证]和[生育证]的意识，认知积极办证的必要性，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遵守法律法规的自觉性。还要宣传国家婚姻政策、边民优惠政策、防艾知识、违法后果等，让他们真正了解非法婚姻带来的弊端，自觉维护合法婚姻。还要对边民的“国界”、“国家”意识加以强化，从小孩抓起，以达到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在宣传方式上，要采取灵活多样、简单易懂的方法。由于云南边境地区边民的文化水平有限，法制教育宣传不能照本宣科或书面板报了事，要采取容易让当地边民接受的方式来进行。如在跨境婚姻家庭相对集中的村寨召开会议，对全村群众进行宣传，同时针对跨境婚姻家庭进行有针对性的细致耐心的教育和法律法规解释，并同时进行现场办公等。在向当地边民宣传时，应当使用本地方言，或本民族语言、当地土话，把一些法律术语**成当地人语境下能够被理解、容易被接受的话语;宣传地点可以定在赶集日和边境互市点;也可以采取边民互相教育的方式等等。应该注重对跨境婚姻群体的人文关怀，致力于推动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法律调整和政府部门的主动介入，确实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并通过中国与毗邻国的共同合作，双边达成跨境婚姻管理协作和共识，使跨境婚姻管理真正走向有序化、规范化。
人口学论文范文篇2
1．1研究对象
按分层随机取样的方式，考虑年龄、性别、婚姻、月收入和地域等方面的平衡，共抽取浙江省杭州、金华、台州、湖州、舟山等城镇居民被试共2000人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1665份，去除缺失信息问卷134份，共得到有效问卷1531份。有效率为91．95％。其中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1．1．1性别总样本中男性665人，占43．4％，女性866人，占56．6％。
1．1．2婚姻总样本中已婚1096人，占71．6％，未婚435人，占28．4％。
1．1．3年龄主要根据戈登对生活时期划分：其中16～25岁之间人数419人，占27．4％；26～35岁之间88人，占5．7％；36～45岁之间718人，占49．6％；46～55岁之间167人，占10．9％；55岁以上的人数139人，占9．1％。1．1．4总样本月收入的分布比较均衡，1000元以下523人，占34．2％；1000～2000元354人，占23．1％；2000～3000元343人，占22．4％；3000元以上311人，占20．3％。1．1．5城市按行政区域划分，城市1（金华）为844人，占总人数55．1％；城市2（台州）为90人，占总人数5．8％；城市3（舟山）为203人，占总人数13．3％；城市4（杭州）为229人，占总人数15％；城市5（湖州）为195人，占总人数12．7％。
1．2测量问卷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为人们对参与体育休闲可能性大小的判断。根据赵臣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阐述，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主要通过时间认知（我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体育休闲活动）、场所认知和信息认知三个指标进行测量［14］。问卷采用Liket自评式7点问卷计分，0＝完全不同意，过渡到6＝完全同意，就具体问题而言，得分越高说明机会认知程度越高。
1．3数据处理本研究采用SPSSforWindows15．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主要的分析方法为方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依据休闲与生活质量的社会心理学概念模式，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在影响生活质量的所有过程中，还受制于社会人口状况，即与人口学因素有关。为了考察体育休闲机会认知是否存在人口学特征差异，本研究将样本被试的变量整体进行性别、年龄、婚姻、月收入和不同城市等因素组合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2．1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性别与年龄的双因素分析首先，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进行了性别与年龄的差异分析，表1为变量在性别与年龄方面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两因素析因方差分析显示，性别与年龄在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主效应均显著（F＝9．532，P＝0．002；F＝4．278，P＝0．002），并且它们的交互效应也表现出显著性特点（F＝3．563，P＝0．007）。说明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存在着显著差异，而且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影响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也就是说，不同性别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是各不相同的。总体上，男性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高于女性；55岁以上的被试与其他年龄段相比，有较高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程度，35～45岁年龄段要低于其他年龄段。但55岁以上的女性被试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程度要高于同龄的男性。分析认为，从家庭结构来看，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角色分工仍然是主流，虽然职业女性也外出工作，但女性价值的体现通常是通过对家庭的经营来实现的，而男性的价值通常是以工作（事业）来实现的。这造成了女性更多地把自己的活动空间与家庭绑在一起［13］。由于传统的思想和家庭角色，中青年女性通常更多地受到工作、家庭和子女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使她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关注或参与体育休闲。另一方面，家庭和职业上的投入，包括时间与经济方面，从另一角度却限制了体育休闲行为的发生。而随着家庭与经济负担的减少，女性由于对自我身心的重视和较少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有更多的体育休闲时间和机会，并能自主的选择场地（如公园、社区空地）参与体育休闲活动。如有研究显示，女性多选择离家近、方便的体育休闲场所进行体育活动。从而提高了对体育休闲机会的认知程度。特别是退休后的老人，其生活目的在于保持自身能力与生活意义的*性，同时拥有健康的身体是他们最大的愿望。一方面，他们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能够自己决定如何投入自己的精力，体育休闲成为他们很重要的选择。另一方面，体育休闲是展示能力与自主的平台。退休后可以提供整块的时间，尝试以前没有时间尝试的活动。体育休闲可以为自我表达活动和探索新的可能性提供机会，从而也提高了对休闲机会的认知程度。
2．2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性别与婚姻的双因素分析研究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在性别与婚姻方面的差异性也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在性别和婚姻上主效应显著（F＝13．692，P＝0．000；F＝4．059，P＝0．044）。交互效应也显著F＝5．987，P＝0．015。但性别的效应值要大于婚姻的效应值。说明不同性别与婚姻的居民在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上存在着差异。在它们的交互作用中，性别的影响要大于婚姻的影响。男性对于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程度要高于女性，未婚的居民要高于已婚的居民，但已婚的女性要高于未婚的女性。结果反映了婚姻生活使男女双方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也发生了变化，已婚男性居民由于家庭的责任，相对于未婚生活，通常会遭受更多的体育休闲限制因素。如随着结婚生子，原来相对自由的时间会变成一系列的限制与责任，使他们与未婚居民相比，减少了参与体育休闲的时间和机会，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社会互动的参与性和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度。而对于未婚男性，则较少地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表现出更能自主地参加自己喜欢的体育休闲活动，有着更高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程度。而对于女性而言，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已婚女性更多是把体育活动作为休闲看待。随着年龄和月收入的增加，家庭子女教育和工作压力的减少，这种外部的限制因素通常会逐渐减少，对自我的关注程度会逐渐增加。选择并参与体育休闲的机会增加，其认知程度也随之提高。而本研究未婚女性被试多为大学生群体，则可能更多地把体育活动只是作为健身与锻炼的方式。
人口学论文范文篇3
1.1研究对象采用整群随机抽样,于2014年1—3月，抽取深圳市4所三级甲等医院205名ICU护士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1）连续从事ICU护理工作满1年及1年以上的注册护士；（2）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护理管理者、行政班人员；实习及进修护士；1年内累计学习、进修、休假等原因不在岗3个月及以上者。
1.2调查工具包含自行设计的ICU护士一般人口学资料问卷，内容包括年龄、性别、监护室工作年限、工龄、职称、学历、婚姻状况、用工性质8项内容，及谢宝国等编制的职业生涯高原问卷[9]。职业生涯高原问卷包括层级高原、内容高原、中心化高原3个维度。层级高原4个条目、内容高原6个条目、中心化高原6个条目,共16个条目,其中12个负性条目，4个正性条目。采用Likert6级计分法，正性条目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有点不同意、有点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分别赋值1、2、3、4、5、6分，负性条目反向计分。均分≥4分，可以认定为出现了职业高原现象[9]，得分越高，说明职业高原状况越严重。该问卷中的层级高原是指个体在当前组织中进一步向上晋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的一种状态；内容高原是指个体不能从当前工作中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对当前工作产生厌倦；中心化高原指个体在当前层级水平上，向组织中心横向调动的可能性很小[10]。采取方便抽样法抽取深圳市三级甲等医院92名ICU护士为调查对象，进行预调查。调查问卷的信效度经评定，得出问卷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系数为0.838，结构效度为0.820。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1.3调查方法本次调查以本研究员为主，由经培训后的调查员协助问卷调查工作。应用统一指导语，向研究对象详细解释研究意图、填表细则及每个条目的含义等，并向研究对象承诺资料的保密性和匿名性，问卷由研究者当场发放当场收回。共发放问卷215份，回收有效问卷205份，有效回收率为95.3％。
1.4统计学分析将原始数据采用Excel2010建立数据库，双人进行数据输入和查对，运用SPSS17.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两*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及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2结果
2.1研究对象一般情况205名调查对象，年龄21~47（29.60±4.61）岁，工龄为1~26（7.85±5.18）年，监护室工作年限1~22（6.15±4.51）年。男48名（23.4%），女157名（76.7%）；大专66名（32.2%），本科139名（67.8%）；护士64名（31.2%），护师83名（40.5%），主管护师及以上58名（28.3%）；已婚107名（52.2%），未婚98名（47.8%）；正式员工84名（41%），聘用员工121名（59%）。
2.2深圳市ICU护士职业高原总体及各维度得分调查结果显示，深圳市ICU护士职业高原总体得分（3.76±0.74）分，层级高原维度得分为（4.26±0.97）分，中心化高原维度得分为（3.97±0.94）分，内容高原维度得分为（3.22±0.99）分。
2.3深圳市ICU护士职业高原及各维度得分在不同人口特征之间的比较结果见表1。由表1的两*样本t检验结果可知，不同性别ICU护士职业高原得分仅在中心化高原维度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即男性ICU护士中心化高原维度的得分高于女性护士；已婚状态和未婚状态的ICU护士职业高原得分同样仅有中心化高原维度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即未婚的ICU护士中心化高原维度得分高于已婚护士；不同用工性质的ICU护士职业高原得分在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上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即聘用护士中心化高原维度得分>4分，远高于正式在编护士，处于职业高原状态，但其内容高原维度的得分却低于正式在编护士；不同学历层次的ICU护士，职业高原总体及职业高原各维度的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即大专和本科学历的ICU护士职业高原及职业高原各个维度的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由表1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可知，不同职称的ICU护士职业高原得分在职业高原总体及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即职业高原总体和中心化高原维度，护师职称的ICU护士得分高于护士职称和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而内容高原维度，随着ICU护士职称的上升，内容高原得分也出现了相应的升高。
2.4年龄、工龄、监护室工作年限与ICU护士职业高原的相关性分析对于年龄、工龄、监护室工作年限3个连续人口统计学变量，采用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的年龄与内容高原（P<0.01）、职业高原（P<0.05）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工龄与中心化高原（P<0.05）、内容高原（P<0.01）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监护室工作年限又与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年龄、工龄、监护室工作年限与层级高原维度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以上结果表明年龄、工龄、监护室工作年限与职业高原总体以及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可以纳入多重线性回归方程，进行进一步分析。
2.5人口统计学变量对ICU护士职业高原的影响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分别以职业高原总体及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年龄、工龄、监护室工作年限、性别、学历、职称、婚姻、用工性质为自变量，自变量赋值方法：大专为1，本科为2；职称中护士为1，护师为2，主管护师及以上为3；男性为1，女性为2；已婚为1，未婚为2；正式为1，聘用为2，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其中以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学资料为自变量，层级高原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F=1.339，P=0.219，按照0.05的检验水准，不能拒绝H0，因此认为所建立的多重线性回归方程没有意义，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统计学变量不足以影响层级高原维度的得分。其他结果见表3。由表3可见，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年龄、婚姻、职称、监护室工作年限对职业高原及其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性别、用工性质、职称、工龄未进入方程，对职业高原及其维度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为职称、婚姻、年龄、监护室工作年限与中心化高原具有线性回归关系，中心化高原与职称、年龄呈正相关，与婚姻和监护室工作年限呈负相关；婚姻、年龄与内容高原具有线性回归关系，内容高原与年龄呈正相关，与婚姻呈负相关；职称、婚姻、年龄均与职业高原总体具有线性回归关系，职业高原与职称、年龄呈正相关，与婚姻呈负相关。
3讨论
3.1深圳市三级甲等医院ICU护士职业高原现状分析调查结果显示，深圳市4所三级甲等医院的ICU护士整体处于职业高原的潜高原状态,其中层级高原维度得分*高,高于4分，进入职业高原。对于这个结果，笔者认为，这可能与ICU护士普遍认为目前职业生涯的垂直流动可能性小有关。这种垂直流动，在我国护理行业大环境中看来，主要包含了行政管理职务上的晋升和技术路径中的上升两条途径。从护理管理模式来看，护理行政管理路径以直线式结构为主，技术路径以金字塔式结构为主，这两种垂直晋升路径中，越是向上护理管理岗位和技术职称名额越是有限，正是这种局限，令得护理人员的垂直发展存在瓶颈，因此层级高原得分高。内容高原维度得分最低,表明ICU护士在重症护理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方面有机会得到充实，能够保持较好学习态势。原因可能与ICU护理工作内容有关，首先重症医学本身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拥有先进、复杂的诊断、治疗、监护设备与监护技术，随着重症医学的不断更新和发展，ICU护理工作内容不断丰富、专业知识更新速度快，工作职能不断扩展，专科护理工作内涵不断延伸，为ICU护士新知识、技能的获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内容高原维度的得分最低。由此，笔者认为护理管理者可以把握ICU的专业优势，积极协助护士充实专业知识，开阔视野，以延迟ICU护士内容高原的产生。
3.2人口统计学变量对职业高原及其各维度的影响
3.2.1年龄对职业高原的影响本研究中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对职业高原总体、内容高原、中心化高原维度均有影响，呈正相关，对层级高原维度无显著影响。究其原因可能为，ICU护士年龄适宜在22~35岁，因该年龄段者精力充沛，反应敏捷，又有一定的临床经验，工作热情高，有足够能力及精力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拥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发展意愿，发展潜力大，所以医院、科室更倾向于提拔年轻护士，相比于年轻的护士，随着年龄的增长ICU护士体力、精力均出现下降趋势，在完成日常高强度三班倒的工作之余很难保持足够的精力继续进行学习、科研、教学、管理等工作。其次，随着年龄的增长护士们的工作经验不断得到丰富，知识累积也相应的增加，再提高的空间较小，如果科室以及医院不能或者很少提供更广阔的学习机会和交流平台，其对新知识技能获取的难度必然增加，因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对内容高原的感知也很可能愈加的明显。年龄愈见增长，护士们的体力、精力受到影响，工作热情也在慢慢减退，学习积极性和动力不够，对新事物接受、创新和应变能力也会相应变差，能力提升相应的也会受到限制，形成了恶性循环，加之组织核心位置需要的人员数量有限，其在组织中横向流动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小，感知中心化高原也就难以避免。但是对于层级高原来讲，因为医院的组织管理、晋升模式的限制，年龄的影响因素表现的并不那么显著。
3.2.2婚姻对职业高原的影响本研究两*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已婚和未婚ICU护士中心化高原维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未婚者高于已婚者，即未婚护士相对已婚的护士，知觉到在当前层级水平上，向组织中心横向流动更加困难。同时回归分析也显示，职业高原总体、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均与婚姻负相关（P<0.01），可见婚姻对于职业高原总体以及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的得分有显著影响。结合ICU护士的职业背景分析，笔者认为，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ICU是工作压力*高的科室之一加之深圳是个“移民”城市，护士人群中外来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大，未婚护士身在异乡，家庭支持力度不足，生活中需要独自处理诸多琐事，工作中又只能独自面对监护室工作的各项压力，更易于感知职业高原。且未婚在一线城市又同时意味着不稳定，生活或者职业上的变化较多，流动性较大，相比之下，已婚护士的家庭社会支持系统更加完善，生活状态更加稳定更容易得到组织的信任，比较易于流向组织核心。另外有研究认为，进入婚姻的女性对工作和职业的投入降低，母亲角色成为生活的重心，形成“看重家庭弱化工作”的状态，本研究调查中女性占76.6%，处于此状态的已婚女护士很可能在职业高原总体、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上的感知也出现了相应的弱化。
3.2.3职称对职业高原的影响表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职业高原总体和中心化高原维度，护师职称的ICU护士得分高于护士和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说明对于处于初级护师职的ICU护士来讲，因组织核心位置有限，且多被更高职称者占据，移动可能出现了停滞。同时能够改变这种停滞所需准备中的向更高一级职称晋升，因为要求的条件更高，职称晋升难度越来越大，更加加重了护师职称护士的中心化高原感知。内容高原维度得分显示，随着职称的上升高原得分增加，说明职称对于ICU护士知觉内容高原有显著影响。职称越高，所能获得的新知识、新技术越少，容易对当前的工作产生厌倦。但是经过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职称在内容高原维度未进入方程，究其原因，可能因为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职称对内容高原维度的影响不明显，而被其他因素所取代。
3.2.4监护室工作年限对职业高原的影响表3显示，经回归分析，监护室工作年限只在中心化高原维度进入了方程，并对中心化高原产生负向影响，这说明随着在监护室工作时间的增加，ICU护士的专业知识技能逐渐完善，工作能力不断增强，综合素质得到提高。这就意味着随着监护室工作年限的累积ICU护士得以具备更强的实力向组织核心靠拢。究其原因，ICU是一个专业性强的科室，监护室工作年限长是ICU护士理论丰富、专业能力过硬的有力保证，利于护理人员向组织中心移动。
3.3对策针对本次调查结果，弱化年龄、职称对ICU护士职业高原的消极影响，发挥监护室工作年限、婚姻对职业高原的积极作用，提出以下对策。
3.3.1组织方面
3.3.1.1优化人力资源配置通过招聘新护士、接受其他科室护士轮转、增加护工等途径，改善ICU护士不足现状，努力实现（3~4）∶1的护理人员与床位比，减少护士工作量，保证休息时间，以利于自我充电，减轻护士身体和精神上的压力，缓解年龄带来的不利影响。
3.3.1.2规范层级管理，增加核心职位的设置根据[护理工作管理规范]按层级给予护士工作权限和待遇，履行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增加技术途径上升空间；推行组长带班制，设置带班组长职位，采取公平的竞争机制，鼓励符合竞聘条件者竞争上岗，唤起护士适度的危机感和提升ICU专业成长的紧迫感，为护士提供更多的机会和途径向组织中心流动以缓解职称对ICU护士中心化高原的影响。
3.3.1.3完善培训体系，加强岗位轮换加强ICU专科护士培训及各种ICU专职护士培训，如仪器设备专职护士、呼吸机治疗专职护士、造口护士、PICC专职护士、营养护士、临床带教老师等，使ICU护士在不同的专职领域中成为专家，在新的角色中找到挑战性，体验到工作的成就感，有利于减轻内容高原和中心化高原的消极作用，更大的发挥监护室工作年限对中心化高原的有利影响；采取护士轮岗制，避免长期固定某一职位主观上产生倦怠或客观上不公平的状况发生，同时岗位的轮换更加利于护理技能的全面发展和提升。
3.3.1.4帮助护士做好职业规划鼓励ICU护士进修学习、参与科研和撰写论文，鼓励晋升职称，支持在职提升学历。护理管理者协助ICU护士评估目前状况，设计个性的职业规划，在职业发展中明确目标，变被动为主动，以克服职业高原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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